制造业衰退的可怕后果 台湾已成韩国反面教材（组图）

当地时间2月19日，韩国中央银行（即“韩国银行”）总裁李住烈举办了一场针对半导体、石化、汽车等支柱产业企业首脑的早餐会。尽管今天是元宵佳节，但与会人士大多神情凝重。 

资料显示，包括韩国显示产业协会副会长徐光铉、 韩国机械产业振兴会常务副会长崔炯基、韩国石化协会常务副会长林承允、韩国汽车产业协会会长金容根在内的行业首脑均已到场，韩国产业研究院和SK经济研究所也派员到会。当李住烈强调“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关乎韩国经济的生存”时，一种“生存还是死亡”的气息随之呈现。 

对韩国人来说，该国支柱企业在2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遭遇打击，导致韩国金融遭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监管的事情仿佛仍发生在昨日。2018年以来的经济疲软已经让很多韩国经济专家有了不祥的预感。 

尽管在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经济体系之下，韩国工业的进退不会马上影响到该国的经济状况。但韩国在国际环境下的政治地位肯定会因此大为受损，进而沦为美国、日本乃至欧洲的代工者，就像台湾地区所扮演的角色那样。而这可能正是首尔方面尽力想避免的。 

韩国为何先人一步预感到危机

韩国方面在2019年初发布的最新经济指标让外界颇为侧目。这个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一向以其出口数据的“风向标”性质著称。这与韩国出口产品的属性分不开。 

首先，韩国的出口商品大多为全球工业生产中重要的“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前者包括半导体、金属制品、石化制品与钢铁制品；后者包括汽车、船舶和相关零部件，韩国在这些产品的出口规模都处于全球前列。 

其次，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全球贸易景气指标”这一数据的统计过程中，WTO认为，汽车的销售与生产通常会领先于经济周期，而电子元器件贸易通常也会领先于全球贸易，考虑到韩国的出口产品中这两类为大宗，这就让韩国一方面折射全球经济的走低，而全球经济的衰弱也由此反馈到韩国身上。 

韩国遭遇的经济负面反馈与当年发生的中美、美欧等贸易战有很大的关系。譬如韩国对欧洲、中国出口增速下滑背后是两大区域经济和工业生产增速的下行；韩国对美国出口下降的原因源于美国的贸易保护行为。当外界因此得出“2019年全球经济压力重重”的预期结论时，留给韩国的就只剩下提前顶住风波的打击。 

对韩国来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大财阀倒闭，IMF监管金融的局面影响了一代人。以至于在2018年时，该国各界人士面对犹如“身患数疾、濒临死亡”的韩国经济就大摇其头，随着一部名为《国家破产之日》，旨在描写1998年金融危机的电影大行其道，加之韩国经济也像20年前那样深受美国压力与威胁，某种同仇敌忾的情绪就酝酿了起来。 

事实上，就在韩国银行举办这场元宵节早餐会之前，韩国各大产业协会已经有所动作。就在2018年12月时，韩国政界人士还奉劝当局应“给韩国企业注入活力，以及为经济增长和就业进行规制改革”。 

反面教材的失败教训

不可否认，韩国经济在2018年仍能维持贸易顺差。 

韩国银行数据显示，该国2018年的贸易顺差为764.1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1.6%。这也是韩国连续21年保持顺差。但该国的两大主要出口产品汽车和半导体均出现生产及出口双双下滑的状况。这一局面直接和国际贸易摩擦、芯片价格下滑以及美国与主要汽车生产国的贸易战分不开。韩国也正是因为具备了相关产业的发言权，才因此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博弈能力，而非扮演美、欧的代工者。 

对希望在朝韩问题上更进一步的首尔方面来说，韩国的经济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在半岛问题上的发言力。 

资料显示，韩国自20世纪90年代后构建的“中等强国”地位正是依靠其经济地位建立起来的，韩国也一直以1997年时加入OECD，成为“发达国家”为标志，确认自己的地区大国身份。而该国在1998年到2000年间发言力的下降，也与其经济尚未恢复有很大关系。而韩国在“财阀”基础上构建的产业独立性，也勉强维持了韩国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 

对韩国来说，台湾这个曾经的“同盟战友”，而今的竞争对手在产业上的问题可能一直都是其反面教材。台湾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因经济下滑，逐渐丧失政治发言能力的教训更值得关注。 

台湾经济历经战后60年发展，始终没有建立稳固的产业根基，被学界称为“浅碟型经济”，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高科技产业也未能在深化产业基础方面有所突破，以至于台湾的电子工业虽然举足轻重，但更多的还是参与代工（OEM）模式。 

不可否认，台湾经济在服务业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其中的最大宗仍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零售批发业。相比之下，专业与技术服务业作为新兴的服务业门类，虽然是台湾目前少数能够保持持续增长的产业部门，但规模依然较小，加上自有技术有限，难以达成井喷式增长。更不用说对经济总体形成推进。 

更糟的是，台湾地区的产业链优势也仅仅存在于制造端，即工厂层面，其产业纵深不足，所能产生的附加值很容易因外部市场变化而被压缩。这使得台湾的半导体等制造业难以摆脱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的命运，至于汽车等制造业更易被上游巨头压制，如裕隆汽车公司就一直被“合作方”日本日产汽车玩弄于鼓掌中。 

在台湾的服务业也受困于规模分散，技术进步缓慢，经营形态保守等弱点之下。台北因经济地位而决定的政治地位就很明显了。 

对首尔来说，20年前的教训已经足以说明问题：政治实体的独立终究是建立在工业经济的基础上的，具备经济基础的玩家才有参与政治博弈的资格。而台北当下的困境，更在时刻提醒他们不要走上这条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