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钱给嫖客，她拍到了世界上各种嫖娼的男人（组图）

△ 鲁尼，56岁，已婚，职业是裁缝，泰国人。16岁时，鲁尼在朋友的怂恿下，第一次去了妓院，那天晚上他付了3美元。后来，他开始每月至少接受十次性服务，直到结婚前才停止这一行为。他最后一次去妓院花费9美元。他并非因为有了妻子才停止嫖娼，而是害怕染上性病。泰国曼谷，2018年。

“在拍摄结束，被摄者接过钞票的那一刻，他们仿佛明白了其中的角色转换。”

卖淫，地球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历来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很少被公开谈论。但从摄影史来看，性交易题材被拍摄之频繁，使之好像褪去了神秘的色彩。

早在1933年，法国摄影师布列松就到访并拍摄了西班牙瓦伦西亚的一处妓院。美国传奇女摄影师玛丽·艾伦·马克从1967年开始持续十几年拍摄印度孟买著名的红灯区，集成《福克兰路》（Falkland Road）一书，揭露了这些妇女，甚至是儿童的窘迫处境：她们中有很多人因生于贫困或被拐骗至卖淫，在讨一份生计时还要忍受皮条客的剥削，甚至遭受嫖客的暴力。

这些作品及其在媒体上产生的轰动效果，让更多摄影师趋之若鹜。好像拍过性工作者，就能被称为人文摄影大师似的。

时至今日，摄影师们对性交易题材的刻画依旧颇为片面。他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性工作者，特别是女性或是跨性别者身上，直到90年代初，摄影师Philip-Lorca di Corcia在洛杉矶拍摄了一组名为《Hustler》的男性工作者，才让大家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在《福克兰路》发表半个世纪之后，Souvid Datta，一名年轻英国籍印度摄影师，再次因拍摄红灯区声名大噪。后来，一位眼尖的摄影师看出Datta用Photoshop把Mary Ellen Mark拍摄过的人物贴到了自己的照片里，才引起媒体圈的公愤，把他扫地出门。

△ Souvid Datta因将Mary Ellen Mark拍摄的人物用PS贴到了自己的照片里被曝光之后，在时代周刊网站上道歉。来源 | 网络

除了犯了过度修图这一大忌以外，Datta和许多拍摄同样题材的摄影师以新闻价值之名对拍摄对象的“剥削”却很少被讨论。作为社会边缘人群，性工作者的故事总被没有从事过该行业的人评论讲述，失去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媒体对该题材的刻画也常落入俗套：性工作者不是不顾廉耻的社会一害，就是需要被解救的“失足妇女”。这样的恶性循环不仅会加深人们对这个边缘群体的刻板印象，也几乎无法给镜头下这些性工作者的生存状况带来实质改变。

而站在供需天秤另一端的庞大的“消费者”群却几乎没有露脸。

“在性交易题材中，你只会看到妓女，从来看不到嫖娼的男人。” 马格南摄影师Cristina De Middel谈到，“如果外星人来了地球，他们一定会觉得女人在不干净的房间里呆着，就是卖淫。”

而嫖客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召妓？这让De Middel非常好奇。为了展示并挑战性交易题材中的刻板印象，她在里约热内卢的报纸上登了几个广告，寻找嫖客做拍摄对象，并承诺支付报酬。

“说实话，我一开始觉得找到愿意被拍摄的嫖客是很难的，没有多少人会回复我。” 但让她惊讶的是，广告一登出，立刻就有一百多个人联系了她。最终她在巴西拍摄了12位嫖客。

△ 丹尼尔，34岁，已婚，有8个孩子，职业是保安，巴西人。从19岁时开始召妓到现在，平均每周召妓三次，通常不会支付服务费。他喜欢没有附加条件的快感，且他和妓女们在同一个夜店工作。巴西里约热内卢，2015年。

在巴西获得成功之后，De Middel把这个项目延伸到了全球其它几个地方，目前拍摄地已涵盖哈瓦那、曼谷、巴黎。她还计划用同样的手法在孟买、拉斯维加斯、莫斯科，和非洲的一个城市进行拍摄。 

△ 尤金尼, 35岁，单身，职业是销售员，俄罗斯人。尤金尼第一次买春，是在28岁的时候。当时他在曼谷，和朋友们在酒吧喝酒，几个女孩主动走到他们身边。在他的印象里，那是一次美好的经历。他现在每月雇用妓女两到三次，最多支付120美元。他说他更喜欢不用钱买的性，但有时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泰国曼谷，2018年。

De Middel的模特们有商人，有学生，有媒体人，也有黑帮人士。她用非常直接的图说，记录嫖客们的年龄、职业、国家和嫖娼经历。一般情况下，De Middel支付的模特费用等同于嫖客给性工作者的金额。但在有些地方，这些客人的出镜费高达性服务费用的十倍。“要露自己的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位。” De Middel说。 

△ 图，32岁，单身，职业是安装展览，泰国人。他第一次召妓是在24岁，支付了60美元。现在每月还会接受两次性服务，每次支付约90美元。他想尝试所有类型的女孩，他不想组建家庭。图很明白，大多数妓女在提供服务时会假装对自己有感情，但他觉得没问题，因为他也会这样做。泰国曼谷， 2018年。

在研究了其它摄影作品中对性工作者的描绘方式后，De Middel把嫖客们一一约到几家小旅馆的房间里，让他们或坐或躺在床上拍照，有的被拍摄者还脱掉了衣服。在采访、拍摄结束，被摄者接过钞票的那一刻，他们仿佛明白了其中的角色转换。

△ 西尔维奥，28岁，单身，职业是夜总会保安，巴西人。他每周接受3次性服务，每周大约花45美元。出于好奇，西尔维奥从14岁时开始使用性服务，现在他喜欢在喝醉后与性工作者共度时光。巴西里约热内卢，2015年。

有倾诉欲望的嫖娼者

谷雨：我很难想象有人会愿意公开说自己是嫖客，还同意被拍照。你觉得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做？

De Middel：我在拍摄的时候，很多男的都问我，这有什么好拍的？他们不理解这个题目的重要意义。而且好多人以为我是想跟他们开房，或者我是一个奇怪的外国女人，喜欢看男人裸体。

有些人愿意承认自己嫖过娼，可能因为他们还没有老婆，或者需要钱。还有些人可能就是想公开讨论这个事情，因为嫖娼对他们来说不算是个大事。男人们经常凑到一起讨论嫖娼，在他们的世界，这个事情太正常了。我们女人可能对卖淫有不同看法吧。我们确实不太了解这个行业。

△ 马金，46岁，离婚并有一个女儿，职业是国际商务，巴西人。他每周接受两次性服务，每次花费约23美元。他不记得自己第一次找性工作者是什么时候了，但他很喜欢通过这种方式接触不同种类的女性，发生没有承诺的性关系。巴西里约热内卢，2015年。

谷雨：从照片里看，有些人还是不太好意思，所以只有背面。你是怎么跟他们交流，让他们放下戒备的？

De Middel：之前在西班牙，我跟拍了一个妓女三年，对性工作者的世界很了解。所以拍《绅士俱乐部》时，我并没有表现出被这个行业运作的细节震惊到的样子。

也许因为这个，我跟这些男性接触的时候，他们没有觉得我在评判他们，从而更能在镜头前表现真实的自己。有些人确实会很小心地保护自己的身份。如果他不想露脸的话，我会把拍过的照片都给他看，保证没有什么可能伤害到他的信息。

有时候我可以感觉到，许多人是很享受向我“倾诉”的。嫖娼的细节、原因，他们的感受，以及他们老婆或者女友对此知情的事实，都会跟我讲。在拍摄的房间里，有些人还跟我吐露了一些非常疯狂的事情。

△ 雨果，70岁，单身，没有小孩，职业是装扮成圣诞老人，巴西人。雨果有时每天要接受性服务两到三次，通常都不付钱。他从12岁起嫖娼一直到现在。在他看来，女人为男人提供性，是女人生来的职责。巴西里约热内卢，2015年。

谷雨：比如说？

De Middel：在古巴，有个人说他的性幻想就是强奸。他不想真的去做这件事，所以他找妓女，给钱让她们来演。跟说出这些事情的男人独处在一间非常简陋的房间里，那个感觉真的很奇怪。有些人并不介意把这些事情告诉你，因为他们知道，由于古巴政府对互联网的限制，这些照片是传不到古巴来的。

△ 奥斯米尔，31岁，单身，职业是建筑工人。他每周接受两次性服务，古巴人。据他所说，他第一次召妓是在26岁，花了20美元，第二次免费。他给妓女钱，让她们来演绎他想要的场景。古巴，2018年。

△ 阿莱瑟，34岁，单身，职业是厨师，俄罗斯人。阿莱瑟28岁时第一次与性工作者接触。另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性付钱是在越南旅行的时候，当时他感到非常孤独。阿莱瑟觉得，有些男人去找性工作者是因为他们性欲很强，并且不那么有自信。他认为，如果一个人长得不丑，就不应该需要花钱买春。泰国曼谷，2018年。

打破纪实摄影边界

谷雨：你之前从事的是报道摄影，后来转型成了一名影像艺术家。你现在的摄影作品也经常通过跟拍摄对象合作来构建影像。在传统的新闻摄影行业，摄影师是肯定不会付钱给拍摄对象的。你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Cristina de Middel：我觉得，钱的交易这个过程对这个项目来说是挺重要的。而且你要知道，这些照片我有可能发表在媒体上，也有可能在美术馆里出售。我的作品经常在新闻、艺术和概念之间徘徊，所以我接触拍摄对象的方式都根据项目的情况变动。

从道德角度考虑，如果我的照片被收藏人高价买了，我应该给我的“模特”钱的。拍摄之前，我会告诉模特们这些照片会用在哪里，是媒体上，还是展览馆里。在进马格南前，我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是在展览馆卖照片得来的。现在因为马格南的原因，媒体的路子变得广了。

谷雨：跟你之前拍摄的项目不同，《绅士俱乐部》的肖像风格很传统，这是有意的选择？

Cristina de Middel：对，我故意选用了很传统的肖像风格来拍这个题材。一般纪实摄影作品中的性交易题材都是一个女的躺在床上。所以我也让我拍的男人们摆了这些姿势。我想用这个故事填补目前这个题材上视觉呈现的不足，所以我不想有任何干扰。

△ 里约港口附近，一个经常被性工作者使用的旅社房间。巴西里约热内卢，2015年。

谷雨：你说你的摄影作品是要打破刻板印象，不管是在选题上，还是在拍摄手法上。你经常在对你来说陌生的国家拍摄，当你对他们的文化知之甚少的时候，你是怎么做调研来保证你传达的东西就不是刻板印象呢？

Cristina de Middel：其实我的作品更多是为了突出这些刻板印象，好引起大家的注意。有的时候我会去谷歌搜索一个话题或者国家，可以从谷歌显示出的照片中看出一些不断重复的东西。

然后我去到那个国家，把看到的这些刻板印象进行对比，有的时候会对某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有时候我只想把这些刻板印象用一种讥讽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大家一看就知道他们只是刻板印象，并不是现实。

但我的作品不是为了还原真相。我认为“真相”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可以让你体验这种刻板印象，好来与之辩论。换句话说，作为一个西方女性，我讲不好中国到底是什么样，但我可以谈谈，有哪些重复出现的影像在试图说服我这就是中国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