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中美建交40年美国是否失策 谁是最大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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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版权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与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握手见面。

喜气洋洋的2019年刚开始，台湾总统蔡英文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中，提醒世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40年后，当年影响正常化的台湾问题，至今仍然是未解决的潜在爆发问题。蔡英文总统坚决断言，台湾要保持自由民主体制，以对等方式与中国交涉，习近平主席则坚决断言，维护国家主权决心不变，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中美建交40年，到底带来了什么后果？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后，北京和华盛顿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令两个“输家”出现。最为明显的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国民党政府在国共内战从大陆逃到台湾，即使蒋介石在1975年离世，台湾仍然实行独裁统治。第二个最大输家是苏联，当时苏联忧虑中美和解会对其不利，改变西方国家对抗莫斯科的势力平衡，最终也真的有所改变。

图片版权安放批Image caption台湾总统蔡英文

许多在台湾的人，当时十分担心中美关系正常化，会令他们被中共吞并，当中很多人正是为了逃避中共政府而到台湾。但后来，台湾成为了明显的赢家。他们起初在国民党治下被打压，蒋介石实行列宁主义式独裁，严苛地压在民众身上，但如今，他们有全球最有活力、最成功的民主选出的政府，除了拥有法治、愈来愈保障人权，也促进了其经济及社会发展。当然，他们仍在面对中国的威胁和压力，中国在邓小平40年前才刚开始恢复国力下，现在已是一大国。在台湾的努力、美国的《台湾关系法》以及其他国家非正式支持下，台湾的人现在过得比1979年时更好，否则，他们可能仍然被蒋家国民党所统治，而非在1980年代末开始发生连串事件，令政党现在需要在更趋民主的社会中竞争。

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共无疑是最大的赢家，最快见效的好处，是北京在与苏联产生忧虑的争端中得到更大的支持。而更为重要的是，从长线来看，是支持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些政策开展的时机，正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前一段不久的时间。虽然日本、其他欧洲大国、联合国或一些国际组织，在没有美国支持下，也可能推进中国现代化，但程度不一样，中美关系正常化真的开启了北京与世界合作的洪闸，刺激中国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及社会发展，其政治、外交和军事实力也有很大的增长。

我们应该怎样去评估美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的得失？这如今成为美国，以至其他地方的一个新兴争议话题。许多精明的评论者谴责美国过去40年与中国互动，形容是灾难性错误，有人认为“中国是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失败”，美国协助了中国成为自己的对手，让其挑战自己在二战后建立的霸权地位。一些人声称，虽然在1970年代关系正常化看似是合理的一步，但其结果却造成了一个对美国利益而充满危险的当代威胁，要维持世界和平，便要有新政策，专门用作压制中国实力扩张。

要重申当年关系正常化的智慧——我必须指出，我是美国在1966至1978年间致力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其中一分子，在建立外交关系后首两年半，我住在中国，带领美国学术及专业人士一同协助建立可信的法律系统，以解决文化大革命后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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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评估关系正常化的成功与后果——我们要视乎当时有没有其他存在的方案。1971年，美国终于不能够阻止中共加入联合国，长达逾20年的政策失败了。到1970年代末，邓小平要开放自己国家的合作和改革，成为国际政治中一股强大的洪流，对邓的决定有正面评价，如果我们当时选择抗拒这股洪流，同样可能会失败。邓小平的新政策适合当年中国发展，亦有利于世界和平，有无美国的参与，也有很大机会能够成功。如果美国选择不参与中国的新政策，但中国又成功了，美国在亚洲便会被孤立，或会失去一些机会和责任，最终在中国崛起下，还是要决定放弃已没甚作用的对抗政策。

如果美国拒绝参与，而邓小平失败了，那么这场失败也会成为持续中国对美国怀抱敌意重要的一部分，结果可能令长期受苦的中国人民再次陷入混乱之中；另一方面，中国再次对世界及美国实行强硬的对抗政策。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正常化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有得来不易但相对稳定的和平，否则我们可能面对比今天更严峻的危机。

当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由时任总统尼克松启动，但没有完成；后由里根和卡特接任，卡特在关系正常化完成过程中，未被认为有很大的功劳。他近期的文章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两国经济融合，令两国成为“世界繁荣的发动机”。而包括我在内，很多1972年便认识中国的人，或是现在熟悉中国的人也会认为，关系正常化为中国人民带来经济及社会福利上有巨大改善的机会。尽管，他们仍然在极为独裁的体制下生活，无论在中国内外的人均想看到，中国除了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外，也有政治上的改善，但事实仍然打击了他们的希望。

要评估40年前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如其他政策一样，不能够预期它能确保未来的结果。未来一直在变，有不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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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果敢的外交政策，及针对其国内令人沮丧的打压，未必是正常化下的必然结果。如果历史把事件推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如果在1980年代，中共领导人倾向自由派及进步力量的胡耀邦和赵紫阳，能够与其他领袖保持关系，可能可以更有技巧地应付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又如果，总理朱镕基成功带领中国加入世贸后，又成为一个在党内拥有全权的开明领袖？

当习近平政权正向自由派国际秩序构成重大战略挑战，作为过渡期，美国对其他民主国家必须调整政策，但同时不能过度反应，造成不明智的风险，威胁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成果和40年的进展，以及其国际关系。我们不应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Throw out the baby with the bath，意旨不分良莠，好坏一起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