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婴儿破底线 商人贺建奎的“称神”之路（组图）

北京时间11月26日，一位名为贺建奎的中国科学家操着蹩脚的英语高兴地宣布，他创造了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两个经过基因编辑的女孩露露和娜娜已经诞生在中国，她们出生后能够免疫艾滋病。 

中国官媒人民网率先发布了这一消息，称其“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然而随后引发的一场山呼海啸般的批评浪潮，也把人民网推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该媒体随后将这条报道删除。 

就在当天，中国国内112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谴责，称实验存在严重的生命伦理问题；贺建奎供职的南方科技大学也发表声明，称其已于2018年2月1日停薪留职，校方对此事不知情；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介入，要求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调查核实，依法依规处理；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则称当日已启动对该事件涉及伦理问题的调查；深圳和美妇儿医院向媒体披露，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涉及到该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涉嫌伪造，该院已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突然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媒体和舆论对贺建奎的批判几乎是一边倒的。中国112位科学家的联合声明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其文称，“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来形容。”“此项技术（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早就可以做，但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程序不正义和将来继续执行带来的对人类群体的潜在风险和危害是不可估量的。”“国家一定要迅速立法严格监管，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我们可能还有一线机会在不可挽回前，关上它。”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伦敦大学学院人类胚胎学教授乔伊斯•哈珀(Joyce Harper)的话称，贺建奎声称的内容“过早、危险和不负责任”。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律与遗传学中心主任黛安•尼科尔(Dianne Nicol)则表示，进行将会传递给后代的基因重新编程，“对社会来说总是很有问题的”。 

中国青年报所采访的清华大学医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的博士生李杨阳称，贺建奎的这项研究对HIV的免疫是毫无必要的，“即使父母是HIV感染者，目前也已经有成熟的技术保证生出健康的孩子。”他还表示，一个健康的人，如果做好防护，也不会感染HIV。 

澳大利亚彼得·多赫提传染病与免疫研究所的研究员刘浩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表示，贺建奎使用的免疫手法仅对免疫部分种类的艾滋病毒有效，但对目前中国流行的AE重组亚型无效。目前超过50%的新增报告患者都是感染的这类亚型的病毒。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主任、著名艾滋病专家蔡卫平则对南方日报称，“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活体身上还有很大的风险，是在拿人命开玩笑。”艾滋阻断技术已经很成熟，成功率可达99%以上，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来让婴儿获得艾滋免疫能力，这样做的风险很高，不仅违背伦理，甚至可能已经违法，“纯粹是为了夺眼球”。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翟晓梅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她指称，“就是学术失范，有很大的问题。”孩子都生出来了，才跟学术界报道，太过分了！而且我们国家的现有的法律法规都是禁止这么做的。” 

中国科技部和原卫生部在2003年联合下发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第六条规定，不得将“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于人或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

而贺建奎将经过基因修饰的胚胎被放入了子宫，诞下了一对双胞胎，显然正与此项规定相违。 这可能也正是贺建奎为规避法律法规的限制所进行的基因操作程序涉嫌造假的原因。 

据《南方日报》报道，贺建奎所公布的审查申请书显示，CCR5基因编辑项目起止时间是2017年3月—2019年3月，上面有医学伦理委员会成员的签名。上个月刚从这家医院离职的医务部主任秦苏骥透露，根据申请书显示的时间，他当时还在医院任职，同时他也是伦理委员会成员，但是他并不知道医院跟贺建奎团队开展了该试验，医院也没有开过这个会议。 

此前曾陷入论战的崔永元和方舟子也加入了这次战场。尽管都是在表达批评，却也把自己原本的立场重申了一次。 崔永元在他的“小崔读书汇”的微博里发文称，“对农作物下剪子的，对人下剪子的，骨子里都是相同的，跑不掉三点：1.有钱能使鬼推磨，背后都有大财团支持，领军科学家都是利益相关方；2.扯科学做大旗坑蒙拐骗，骗国家基金，骗无知百姓；3.扮委屈演无辜耍无赖，等小姐妹出生后才发布消息，就是生米煮成熟饭，逼迫公众就范，和转基因贩子们一样。” 

他还在文后表示，“我在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提出严管基因编辑的提案，未被理睬。” 而方舟子则是接受了《财经》的采访，他表示，“我不反对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去除或修改胚胎的致病基因，但是他们修改的是绝大多数人都有的一个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正常基因，这是非常荒唐、违反伦理的。不能因为一个正常基因的产物是病原体攻击的靶点就要把它改掉，否则可以改的正常基因太多了，何况是有重要功能的基因。岂能为了预防艾滋病这种小概率事件，就让婴儿天生失去一项正常生理功能？” 

贺建奎的多重身份

在此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除了法律、伦理、科学方面的争议，贺建奎个人身份和时机选择似乎也颇有疑点。 贺建奎是一位科学家，一位留洋返华学者，也是一个商人。 公开资料显示，他曾在2006年获得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学学士学位，2010年获得美国莱斯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2011年成为得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后。2012年，贺建奎入选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孔雀计划”，当年指导南科大代表队获iGEM亚洲赛区金牌(SUSTC-iGEM-B)和银牌(SUSTC-iGEM-A)。可知自2012年以后，贺建奎一直在南科大就职，并被学校官网将其本人与他创立的瀚海基因视为南科大创新的典范。 

另据《南方日报》报道，贺建奎的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基因测序公司“瀚海基因”和肿瘤早期筛查公司“因合生物”的董事长。 

而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调查，贺建奎则拥有7家公司股权，获得2.68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439美元）A轮投资。11月26日，贺建奎宣布诞生基因编辑婴儿的当天，与他的商业资本存在间接关联的天壕环境直线冲击涨停。 贺建奎曾对中国媒体透露，他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时，导师斯蒂芬·奎克(Stephen R Quake）是他的榜样。后者拥有美国“四院院士”的头衔，同时又是世界上首个第三代单分子测序仪Helicos的发明人，一位拥有12家公司的企业家。 

2017年2月，贺建奎在科学网曾就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撰文称：“CRISPR-Cas9是一种新技术，我们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没有解决这些重要的安全问题之前，任何执行生殖细胞系编辑或制造基因编辑的人类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然而在2018年第26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大会于香港召开的当口，贺建奎突然对外公布了自己创造了两个基因编辑婴儿的轰动性消息。 中国俗语讲“十月怀胎”，是指婴儿在母体孕育10个月左右才会出生。可知最晚从2018年2月左右开始，贺建奎已经着手进行这项争议性的基因编辑实验。 

他还在26日公布的视频里表示，“有两个可爱的女孩几周前诞生了”。可见，贺建奎是在两个女孩诞生几周以后，才选择将事件公布出来。而时间恰好选在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大会开幕的当天，而且贺建奎本人正在香港，时间的选择应该经过了好一番思量。 

无怪乎近几日脾气似乎有些暴躁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事件发生后连发四篇微博予以批评，并在视频中直称，“那两个孩子在出生前并没有面临必然得上艾滋病的风险，他的实验不是为了挽救这两个孩子生命而采取的最后手段，而是为了自己的‘科学成就’。”“令老胡惊讶的是，贺建奎作为一名大学副教授，对自己空间在做什么似乎缺乏基本的概念。贺建奎最后是以‘世界第一’的豪迈之情，对大众媒体做出宣布的，很像是他完全没有想过自己有可能闯了祸。”“贺建奎没有权利躲避科学界及舆论界的追问，他必须把人们关心的所以细节都讲清楚，回应来自各方的关切。” 

贺建奎会成为“上帝”吗

不过，中国舆论场是复杂的。在漫天的批评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思考。 有名为”醒醒你还没死”的微博用户表示，“不想说潘多拉魔盒被打开这种话，也不想讨论基因修改日后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毁天灭地的变化。就想知道眼前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两个婴儿该怎么办？？？” 对此，《科技日报》也有所提及称，“于今，我们唯有期盼那对双胞胎健康长大，并希望科学家利用合规试验尽快转化基因编辑技术，造福众多受苦于基因疾病的患者。科学是循序渐进的事业，不是赌博。” 

名为“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的微博用户则提出疑问：“假如基因科技发展到可以让婴儿一出生就能抵御地球上所有的疾病，而且是安全的技术，那么这个技术要不要执行呢？” 

在这条微博下有网友“我与夏钟毓”回应称，“不是技术问题安全问题副作用的问题，这些在有限的未来里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有一个问题大部分人没有想到，仅仅现在不同人种基因的微小差异，就已经引起了如此大的种族歧视，有些民族自认为自己在基因上就存在客观优势，因而人类历史上存在各种战争。那这么一群十全十美的人类出现后，其他人还活得成吗？” 

另外，还有网友联想到了美国好莱坞系列电影《X战警》、《银翼杀手》，日本动漫《高达》等等，其中所描绘的场景实现了可能性似乎明显多了几分。 

也有观点称，“基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个必然趋势，公有资金不去做，私人资金也会去做的。”这一观点与正如贺建奎所说的一句话相符：“世界已经走到了基因编辑胚胎这一步，我不做也会有别人会做。” 

至少以贺建奎本人无视规则的冲动性来看，改造基因的行为现象将来确实很难避免。如果那个时代最终会到来，而贺建奎本人可能就是开启这个时代、制造一个族群、扮演了“上帝”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