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专家张林琦：基因编辑并不能完全保护婴儿，不用此方法也可达到预防效果（图）

11月26日，中国深圳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作为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的公司是通过Crispr/cas9技术敲除CCR5基因，以期达到预防艾滋病的目的。这一消息立即引发了科学界和世界舆论的震动。

11月27日上午，全球100多位华人艾滋病研究专家联合签署声明，反对贺建奎所进行的“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临床试验。带领此次声明签署的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非洲科学院院士张林琦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敲除CCR5基因是否可以完全避免HIV的感染？

张林琦：艾滋病病毒（HIV）毒进入人体的门是很多的，CCR5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受体，但是艾滋病病毒仍然可以绕过它，利用其他机制进入细胞。所以，即使对CCR5基因敲除得很彻底，也不能完全阻断艾滋病病毒进入细胞。

现在，我们有非常有效的方法防止新生儿不得艾滋病，而不需要这么大动干戈，通过这种对基因图谱的践踏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即便是体外受精，我们都可以把精子、卵子进行彻底清除，达到不被感染的目的。如果是已经怀孕的妇女感染了HIV，我们在其生产和怀孕过程中可以使用非常有效的药物，使得传播几率降到1%以下。这些方法都可以有效地防止新生儿不被HIV感染，所以，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韪，触动底线来达到目的呢？

因此，如果父母真的是艾滋病患者，完全可以不用通过基因编辑的方法就达到预防效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敲除了CCR5基因不能完全保护受试者免于艾滋病病毒的感染，在这方面，我们是有非常充足的科学证据的。

《中国新闻周刊》： 敲除CCR5基因会带来哪些威胁？

张林琦：首先，科学界对CCR5这个基因的功效还没有完全、彻底地了解，所以，敲除CCR5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从现有文献看，这个分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感应分子，不仅抗病毒，还有抗肿瘤的功能。鉴于CCR5在正常人体中的重要性，把它敲除确实会对免疫功能有很大影响，除了这些，包括对心血管的影响、感染情况下是否对感染其他病毒有负面效应，这都有待研究。从现有报道可以看到，这个基因的存在对人体有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对于这个基因在体内的功能的理解还非常有限，或者说是片面的，我们对于生命的认知是非常不完整的，所以，我认为这种粗暴、冒进、狂妄的做法，确实能让我们走向人类灭绝的边缘，因而整个业内人士都很震动，艾滋病业内人士也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对此表明自己的态度。

哪怕有一天，我们有100%的把握把一个基因从体内敲除，就是说从技术上可以实现，我们也无法把握由于这个基因的敲除对于整个人体功能的影响，更无法把握在无限的传代过程中，这个基因是否对人类的存在有致命打击。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人类，特别是监管部门和科学家，一定要设置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不能逾越这个界限，要尊重自然发展规律，一定要按照生命的自然规律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准则，否则什么都做的话，一定是灾难的开始。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贺建奎的实验结果可能做不出来，他目前宣称的结果有可能是造假吗？

张林琦：如果我们希望重复的话，这个实验可以重复出来，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伦理道德问题。

基因编辑技术已经在国外开展很久了，是近十几年的事情，但是这个技术本身还存在很多局限性。除了脱靶效应，还有效率、长期安全性都没有得到充分证实。贺建奎走了一个非常不正当的捷径，拿人体胚胎来开展研究，这是非常违反科学发展规律，同时又是违背伦理道德的。

该公司是一家对基因测序的公司，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本身现在也不是什么高深神秘的技术，是一个近年来发展优化、比较便捷的技术，所以可以掌握。

现在，科技界和舆论的焦点还没有放在技术细节上，主要是停留在伦理道德和触及人类物种将来的生存和发展上。实际上，对于人类基因，特别是对于人类胚胎受精卵基因的编辑，会在个体乃至后代身上留下不可逆转的、永久的印记，这种效果，与其说是保护个体，不如说是对基因图谱的严重践踏，因为我们的基因图谱是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进化、优化的结果，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状态，任何编辑都必须在理解、敬畏生命的前提下展开，否则，这种非常冒失、非常不具有逻辑地展开基因编辑，将会产生对人类的不可估量的损失。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基因编辑技术需要制定和执行怎样的伦理规范？

张林琦：基因编辑技术肯定会有很多应用，但是我们要经过非常严格的评估来判断它的内涵和外延。在我们理解的伦理范围内，我是坚决反对对受精卵和胚胎展开任何形式的基因编辑技术的，因为这种利弊根本无法进行评估，可以说是对人类物种灭绝的开始，这绝不是耸人听闻。

每一个新研发出来的生命科学技术，都要发展出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对其进行规范，一定要与时俱进。对新技术一定要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在什么范围内可以使用、什么范围可以探索。在可控范围内进行稳定发展，不可超越监管。对人类的胚胎进行修饰，那就是触及了最最敏感的、最最重要的底线。

当然，也不能把整个基因编辑技术一棒子打死，这不是我们的科学态度，但是如果不对该技术的安全性进行严格的、长期的评估，而非常盲目地、情绪化地对其进行使用，只能造成人类的自我毁灭。

张林琦还给本刊发来了全球100多位华人艾滋病研究专家联合签名反对"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的公开信，以下为全文：

针对"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艾滋病研究专业人士的公开信

文：张林琦等

2018年11月27日

昨天“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消息引爆了国内外科学界和社会各届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其中科学伦理是最突出的担忧和热点。

作为我国和海外华裔从事艾滋病研究和防治的专业人士，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无视科学和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反对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未得到证实的基础上，开展针对人类健康受精卵和胚胎基因修饰和编辑研究，强烈呼吁相关政策和监管部门，严格禁止相关人体实验的进一步实施，充分保护受试婴儿和家庭的个人隐私和合法权益，尽快制定和优化针对基因编辑技术在人体和生物体内应用的准则和管理办法，以确保人类物种的完整性和安全性，确保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同进步，确保我国和世界科学理性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我们特此声明如下：

1. 从科学伦理层面讲，我们坚决反对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未得到证实的基础上，开展任何形式针对人类健康受精卵和胚胎的基因修饰和编辑研究。出于治疗目的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着眼于解决患者严重遗传疾病的创新性治疗时，应该进行严格的科学和伦理学评估，治疗方法要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加以权衡，确保受益风险比合理。我国和国际相关监管机构需要对基因编辑技术的人体使用，界定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对违反准则和规定的个人和单位，进行处罚，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2. 从法律层面上讲，针对人类受精卵和胚胎的基因修饰和编辑，在欧洲和美国有严格的监管条例和规范及严格的审查和评估程序，至今没有任何有关针对人类受精卵和胚胎基因编译研究的报道。我国相关机构在2003年出台过管理办法。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实际操作便捷性的不断提升，政府政策和监管部门需要与时俱进，尽快出台有效的监管措施。研究者和所在单位，需要加强法律、科学和伦理意识，严格把握科学研究与伦理法规的基本底线，确保创新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做贡献。

3. 从技术层面讲，当今的基因编辑技术仍然在不断改进和完善过程中，在靶向性和特异性方面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和脱靶效应，不具备完全开展针对人类受精卵和胚胎的基因编辑研究的条件。

4. CCR5在人体免疫细胞行使功能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对人体健康胚胎实施CCR5基因编辑是不科学的和不理性的，会直接导致不可逆转的突变和后代遗传的严重后果，长期安全性和负面后果无法预测。至今为止，在我国人体内的CCR5基因是完整的，没有发现在欧洲人种中的天然缺失突变。

5. 艾滋病病毒高度变异，感染细胞所需要的辅助受体也存在多样性，CCR5只是艾滋病毒感染细胞的辅助受体之一，还有其它的受体可以辅助感染。因此，CCR5基因敲除，无法完全阻断艾滋病病毒感染。

6. 在防止新生儿被艾滋病毒感染方面，有多种有效的医学干预手段，其中高效抗病毒药物、安全助产和科学喂养等策略的综合实施，可以有效降低母婴传播机率到1%以下。此外，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父亲与怀孕期间健康的母亲可以完全做到生育健康下一代，根本无需进行CCR5基因编辑。

总之，中国科学家肩负着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庄严使命。作为探索未知和创新进取的先锋，我们必须以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理念、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判断，与国外同行一起推动基因编辑技术的不断完善，为我国科技进步发展，为我国科学界的国际声誉和影响，为提高广大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保驾护航。

签名：

张林琦，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钟平，上海市预防医学研究院 研究员

翟晓梅，中国医学科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

邵一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卢山，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核酸疫苗研究室主任，教授，复旦大学名誉教授

胡勤学，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

何翔， 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研究员

周同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疫苗研究中心结构生物信息学实验室主任，研究员

刘善虑，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病毒学及新发病原体中心主任，美国华人病毒学家协会主席

胡海涛，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部／Sealy疫苗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凌斌华，杜兰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杜兰大学医学院微生物与免疫学系，副教授

刘立鸿，美国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 博士后

吴凡，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副研究员

粟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副研究员

韩晓旭，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教授

张彤，北京佑安医院 教授

王敏，长沙市艾滋病医学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

王健，中国中医科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 主任医师

黄竞荷，复旦大学，研究员

陈凌，广州医科大学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研究员

伍雪玲，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蒋为，美国南卡医科大学，微生物免疫系，医学系传染病科，副教授

曾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研究员

张辉，中山大学人类病毒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陈谐捷，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 主任医师

廖苏苏，北京协和医学院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学系教授

赵清霞，河南省传染病医院（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感染科医师

王辉，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秦川，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教授/研究员

董春升，苏州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 教授 ；

金侠 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分子病毒与免疫实验室副主任;

张福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临床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吴稚伟，南京大学医学院公共健康医学中心主任，教授;

鄢慧民，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

王盈，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研究员

蔡卫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陈志伟，香港大学艾滋病研究所所長

李凌华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郭德银，中山大学医学院 教授；

刘叔文 ，南方医科大学药学院院长，教授；

何玉先，中国医学科学院暨北京协和医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侯炜，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

邓凯，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教授；

郑永唐，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辛若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研究员

郜桂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主任医师

杨荣阁，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研究员

郭斐，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

薛以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邢辉，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研究员

张文艳，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艾滋病与病毒研究所所长，教授

张政，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研究员

卢洪洲，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教授

李建华，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 主任医师

吴南屏，浙江大学

陆路，复旦大学 研究员

赵锦，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技师

吴建军，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孟哲峰，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 副研究员

金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研究员

王爱玲，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研究员

梁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副研究员

况轶群， 河南大学 教授

梁淑家，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技师

周盼盼，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高菲，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谢建平，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代生物医药研究所，研究员

李太生，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

单思思，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李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员

郑爱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王宾，复旦大学上海基础医学院 ，教授

邓宏魁，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

姜世勃，复旦大学病原微生物研究所所长，教授

谢建平，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代生物医药研究所，研究员

廖勇，重庆医科大学附二院，特聘教授，研究员

邓洪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研究员

李杨阳，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王茜，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梁清泰，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孙彩军，中山大学，教授

左亚男，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贾雯旭，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李明茜，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陈学军，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疫苗研究中心 研究员。

王世霞，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核酸疫苗研究室，教授

贾曼红，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医师

张绮，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于湘晖，吉林大学艾滋病疫苗国家工程实验室， 教授

高峰，吉林大学艾滋病疫苗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教授

胡志亮，南京市第二医院，副主任医师

魏国，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艾滋病外科诊疗中心 主任医师

张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泌尿中心 主任

楼觉人，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员

张雪梅，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员

应天雷，复旦大学，研究员

王 瀚，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方孟琦，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刘筱笛，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100

张子宁， 中国医科大学 教授

姜海， 中科院生化细胞所，教授

赵红心，北京地坛医院， 教授

陈耀凯，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主任医师

汪桦，美国希望之城国家医疗中心贝克曼研究所 博士后

石冰洁， 北京中医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助理研究员

王奂， 清华大学医学院 医学硕士

王盈， 清华大学医学院 免疫学硕士

林元龙，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感染科 主治医师

史宣玲，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卿勇， 成都肛肠专科医院肛肠皮肤科 副主任医师

许丽锋，康希诺生物，研究员

杨彤彤，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副主任医师

龚睿，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

邓洪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研究员

徐小元，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傅继华，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医师

宇学峰博士，康希诺生物董事长，总经理，研究员

喻剑华，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叶晶美奇，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科

陈海旭， 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副研究员

庞先琼，四川省西充县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金苏，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理学博士

安静博士，首都医科大学 教授

石莎莎，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李金亮博士，国家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吴昊，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本科生

周曼轩，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本科生

孙丽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门诊主任

岳伟，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 副主任医师

左腾，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

江力玮，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

李侠， 云南省艾滋病关爱中心 副主任医师

李琦涵，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

何盛华，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感染科 主任医师

王福祥，深圳三院，主任医师

王若珂，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刘波，辽宁省鞍山市传染病医院艾滋病门诊 副主任医师

黄永茂，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感染二科 主任 教授

刘正印，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

黄晓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