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论战：贸易战阴影下 中美谁先改革（组图）

针对美国面临的贸易赤字及过去糟糕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7日的内阁会议上明确提到，他不怪中国，也不怪欧盟，要怪就怪美国政客，也就是前任允许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出现。这就是特朗普的逻辑。但面对高额赤字的结果，特朗普又不得不推进同中国的关税贸易战，并为此找了很多理由，大多将美国国内因素造成的困境，过度追究于外部威胁。 

10月8日，中国新型智库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和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办了一次有关“中美经济关系未来之路”（The Way Forward in the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的论坛。期间，有学者明确提出，美国一味地要求别人做出改变的同时，自己也要做出改变，在国内开展改革，而当前贸易战正是一大契机。 

论坛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董会主席于品海（P.H. Yu）博士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创始人、前主席佛讷（Edwin J. Feulner）博士分别做了开幕致辞。与会的10多名中美问题专家、经济学家，从两国不同经济模式出发、对当前的中美贸易困境进行了解析，提出了各自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针对美国聚焦的对华贸易赤字等问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提到了美国就业岗位的流失和中国扩大贸易之间的关系。林教授认为，美国就业岗位的流失更多地和美国自动化及薪资上涨导致的结构调整有关。事实上，中国对美贸易也在帮助美国失业人口。中国出口增加的同时，进口也在大幅增加。中国拓展全球市场的同时，也在为全球市场运作贡献力量。美国不能忽略这一大背景。 

美国卡托研究所货币研究副主席多恩（James A. Dorn）认为，自由贸易的问题不是为了增加就业岗位，而是创造财富，增加消费机会。 他批评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举措，称美国是自由主义的灯塔，现在反而诉诸关税这种保护主义举措，是错误的。多恩也反对特朗普“和美国贸易是一种特权”的说法，称贸易应当是自愿的，是一种基本人权，不是什么特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以金融自由化为案例讲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并将130个国家的政府干预程度进行比较。黄益平教授发现，过去四十年中国政府干预和银行业主导的金融体系已经不再适应当先经济发展需要，中国需要重构当前的金融体系，进一步深化改革，从而为经济增长营造良好环境。 但这种微观层面的改革并不是美国官员和智库学者优先关注的。 

传统基金会创始人、前主席艾德温·佛讷（Edwin J. Feulner）博士提到，中国不要低估白宫和国会两党改变现状的决心，尤其是针对中国国企补贴、网络攻击、知识产权盗窃、中共对美国企业的监管、中国企业在美上市等问题。如果中国在这些领域不做出改变，不对双边关系做出真正的改变，这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而言就不算成功。 

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史剑道（Derek Michael Scissors）支持中国重新改革，延续1972年到1993年和1993年政府（state）角色的不断缩减的路线。当然，他强调，中国现在想和美国竞争的领域则是高端先进技术和制造业领域。但美国无法忍受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政府”角色。 对于佛讷和史剑道提到的改变或改革，中美学者交锋的焦点是谁先做出改变。 

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经济政策教授菲利普．史威格（Phillip L. Swagel）认为，美国国内对全球化的不满，该如何参与全球体系，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很多美国人都期待中国首先做出改变。 

史威格提到，中国在人民币、贸易平衡等领域的确在改革，这一点是好的，但中美在中国改革步伐的快慢、性质和调节规模等层面存在分歧。因为中国在推进改革的同时也要保持金融稳定。10月7日，中国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就体现了这一点。不过，他认为，中国要继续向特朗普政府释放开放、改革、调节的信息，这会很有帮助。 

不过，史威格承认，中美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可以解释两国关系当前面临的一些阻碍。他认为，美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但它总体上又是“内向型”的（inward-looking）。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受益于全球贸易，但大家对这种益处都习以为常，近年才感受到全球贸易这么大的冲击。 

传统基金会亚洲经济与科技政策分析师沃尔特斯（Benjamin Riley Walters）认为，中美需要越过贸易问题本身，寻找能够开展合作的领域。中国在减少投资限制和降低关税方面做了一些不错的工作。除了市场改革以外，中国政府需要开放竞争、增加竞争透明度。不过，无论是中美未来的贸易对话，还是世贸组织（WTO）的改革，都需要一些时间。 

和美方学者的观点不同，于品海博士认为，现在是时候让美国认真考虑对自身经济结构进行改革，比如通过再工业化、收入分配机构的再平衡、财政支出效率的提升、以及大幅增加在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尤其是在制造业和基建领域。他说：“经济复苏有时无法保证人们生计得到改善，这会损害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信誉。美国精英要想继续保护和推崇资本主义，就不得不另辟蹊径”。 

于品海调到，中美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体现在美国对超级强国地位的痴迷，以及面对中国庞大人口流动的不知所措。事实上，美国过去并没有及时察觉到中国崛起，而未来等待美国的可能还有非洲崛起、印度崛起。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Walter Lohman）在会上非常关心中国国企改革的问题。对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提到，中国国企改革一直在循序渐进地开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夜间实现私有化，因为国企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尤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余永定认为，中国在国外的投资也不完全靠国企。比如石油天然气领域，几乎都是靠国企，但是在中亚一些国家，中国私有企业的投资其实也很活跃，尤其在轻工业领域。中国所要做的就是对不同产业采取不同的办法，保证国企和私企拥有平等竞争力。 

于品海在总结发言时提到，中国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结构改革，但并不是洛曼等美方人士所期待的中国国企改革，更不是将国企私有化。如果美方或西方人士老是通过私有化的视角讨论中国国企，那就大错特错。中国国有企业的自由化道路非常清晰和明确，但方式绝对和西方不同。这次贸易战其实也是在促使美国改革，调整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以及科技、货币和金融政策等，以此调整美国经济。 

观察这次论坛讨论，双方都谈到了当前中美贸易争端的分歧和不同立场，凸显了中美智库学者看待这场贸易战的不同思维。其反映出的中美结构性矛盾短期内不可能得到解决。正如现场学者所关心的那样，美国似乎犯了原则性、方向性的错误，总是纠结于中国国企改革、政府补贴和人民币汇率这些“老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深化改革，并将其视为一次社会革命，但绝对不是美国所期待的那种改革。中国改革自身的同时，也不会甘愿担当美国国内困境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