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救国”不能靠BAT 谁是中国高端制造业的真正“黑马”？

中兴事件发生后，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全资收购号称中国大陆唯一的自主嵌入式CPU IP Core公司——中天微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微”），此前百度、腾讯、科大讯飞、华为等巨头在芯片产业上也早有布局。

于是有观点认为，芯片的国产化要靠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大互联网公司首字母缩写）这样的大公司大资本入局才能破解推广难题，甚至很多人认为，“芯片救国”要靠BAT了。

但其实就目前来讲，BAT在芯片这类核心技术方面并没有投入很大的力量，他们的投资也是相当有限。即使BAT财大气粗，不断增加投资，未来也不可能成为芯片产业的主导。

舆论场上某些声音指望私企成为芯片产业等高端制造业的顶梁柱，根本不现实。高端制造业领域到底应该由谁来主导？我们就这些问题和读者聊一聊。

“芯片救国”为什么不能靠BAT？

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厘清研发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要知道，“研发尊重市场需求”与“研发依靠市场驱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念，绝对不能混为一谈。

“研发尊重市场需求”是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客观规律。芯片、涡扇发动机等高端制造业产品最终总要投入市场销售，既然如此，那就必须充分考虑市场上用户的具体需求。

例如，如果涡扇发动机在耗油率和可维护性这两个关键指标上落后于竞争对手的产品，在民航运营中就会欠缺经济性，销售层面肯定会遇到困难。俄制涡扇发动机被踢出民航市场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因此，产品的设计定位和实际性能必须瞄准市场需求，得用户者得天下。

航空发动机被称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一种高度复杂和精密的机械。

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研发依靠市场驱动”则被实践证明为错误的理念，不摆脱这种僵化思维的束缚和对市场的盲目崇拜，高端制造业将永无出头之日。

这种理念错在从企业个体本位出发来思考问题，并不符合产业和国家层面的利益。信奉“研发依靠市场驱动”的企业，对研发路径肯定有这样的要求：短期内的收益，特别是边际收益一定要比较容易地填补企业研发成本。

走这个路数的典型代表就是联想集团，长期以来只看重短期就能获益的项目，回避具有挑战性的技术攻关和自主研发，依靠“短平快”的业务，联想在2010年以前还算顺风顺水，但后来它的体量和影响力却被华为等后起科技企业全面碾压，利润空间也被上游供应商和竞争对手极度挤压，以致2015财年以后陷入持续亏损，股价连续下跌。

这倒是应了一句老话：看起来容易的路，最后越走越困难；看起来困难的路，最后越走越容易。

其实，近3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高端制造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产业升级对资本密集程度有着极高的要求，高投入、高回报成为一种常态。

以研发民用涡扇发动机为例。且不说发动机上万个部件的迭代设计和制造成本，光是累计上万小时的发动机运行测试，就要消耗1.3万吨以上的航空煤油，成本至少5200万元——这还仅仅是开发总成本的一个零头。要想成功开发一代新的民用涡扇发动机，没有上百亿元的研发投入，那真是想都别想。

再来说说芯片。光刻技术平台是批量生产芯片不可或缺的。近20年来，光刻技术平台的加工精度，从微米级逐步提高到40纳米、22纳米、16纳米，一直到最近的7纳米。而每一次平台的升级，都意味着生产线配置成本的指数式上升。40纳米的平台，十几亿美元或许还能搞定，而16纳米和更高级别的光刻生产线，投入成本已达百亿美元的数量级。谁掌握了行业内最先进的生产技术，谁就能获得“赢家通吃”的巨额利润。

可见，在高投入、高回报已成为高端制造业常态的情况下，“研发依靠市场驱动”的思维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后发者永远没有可能赶超和挑战行业内既有的领跑者。后发者由于缺乏技术积累和技术储备，起步阶段难免要交些“学费”。而建立研发体系、培养队伍，同样需要支付巨额成本。由于研发成本很高，投资回报周期很长，仅从企业本位出发，没人愿意做这样的后发者。

所以，想让BAT等巨头投入更多资金来发展芯片产业本身就很搞笑，BAT都是上市公司，假如在芯片项目上每年投入几十亿美元，然后该项目几年内没有实际盈利，股东会受得了吗？用不了1年，股价就会跌得一塌糊涂，高管们还会坐得住吗？

高端制造业该由谁来主导？

那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应该由谁来主导呢？

当然还是国家力量，既能尊重必要的市场规律，又能克服市场机制固有的不足和劣势。

相对于私人资本，国家力量的优势主要在两方面：

一是为了实现产业和国家层面的至高利益，可以承受巨额研发成本和较长的投资回报周期。

例如，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发”）都是央企，这两家央企在集团层面并不是上市公司，所以大可不必担心股价的变动，只要坚决执行国家意志、搞好产业升级就可以。

二是能够容忍采取“小步快跑”的策略来提高研发水平。

高端制造业的领跑者拥有技术上的优势和壁垒，后发者不太可能一开始就做出完爆领跑者的“超级产品”。更贴近实际的情况是，后发者会先做几个“还凑活”的过渡性产品，目的主要是摸透研发思想、提高研发队伍的业务水平。这就是“小步快跑”的策略，是追赶阶段提高研发水平的最优路径。

例如，中航发对大推力涡扇发动机的研究就是这个路数：涡扇-18发动机先解决有无的问题，涡扇-20发动机争取在性能上接近欧美第三代涡扇发动机的水平，要想达到或超越欧美发动机的水平，那真得要等到下一代产品的问世。如果非要揠苗助长，难免像印度航空工业那样栽大跟头。

没有国家力量的坚定支持，后发者研发的过渡性产品、次优产品会使得企业在一段时期内非常脆弱。

我们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这个问题：大闸蟹长大的时候会蜕皮，刚蜕皮后的大闸蟹是个“软壳蟹”，在对手面前不堪一击。但是几天之后大闸蟹的新壳就变硬了，那时候对手想动也动不了。

国家力量的意义就在于，在企业向高端制造业发起冲击的“软壳蟹阶段”，提供必要的保护和支持。一旦企业度过了这个阶段，便可以“尽显英雄本色”，国家就可以收获红利了——京东方的成长历程就很有代表意义。

“两弹一星”的经验可以照搬吗？

谈到国家力量主导高端制造业，有人认为，当年的“两弹一星”也是依靠了国家力量，那芯片等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可以沿用“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吗？

实事求是地说，想让中国的高端制造业更上一层楼，必须继承“两弹一星”的精神，但不能完全照搬“两弹一星”的研发模式。

“两弹一星”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绝不把希望寄托于外部力量。因此，在向高端制造业冲击的进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国家力量的重大作用，开弓没有回头箭。

但“两弹一星”的研发模式为什么不能照搬呢？

因为目的决定手段的合理性。

“两弹一星”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军方的需求，终端用户不是民用领域，不需要考虑市场需求和商业生态链。当年的研发体系是一个内部封闭的体系，给国家提供一份满意的答卷就算成功。

而现代高端制造业充满了像安卓手机这样的商业生态链。打造生态链意味着将上下游大量企业联接在一起，并且要保证生态链上各部位的企业都能从市场中稳定收获利润，这确实不是一个内部封闭的体系能够解决的问题。

除此之外，“两弹一星”是制造技术上已经可行的工程产品。第一颗原子弹是美国制造的，第一次使用火箭发射人造卫星是苏联的创举，而中国的立足点是“追赶”，那就不能允许失败。

然而，现在中国已经在高端制造业占据了重要地位，要想更进一步就只能依靠创新。创新必然有风险，许多研发路径在论证阶段虽然看起来不错，但是后来被实践证明不可行。这种失败属于概率事件，在绝对意义上不可避免，在硬件开发、新药开发等领域实属家常便饭。假如坚持“不许失败”的思路，最后就会在研发体系中造就“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消极氛围，这将极为不利于鼓励原创性的研发。

因此，与当年搞“两弹一星”不同的是，国家既要包容不同的技术开发路径，又要宽容开拓者的失败，这种氛围才有利于在高端制造业开宗立派。

国家力量要如何出击？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再伟大的战略也必须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为了推动中国高端制造业的进一步升级，国家力量可以从以下方面进击。

一是整合资源，重点扶持。

前几天有媒体采访倪光南院士时，他提到，“我们国家最应该发挥的优势是什么？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更适合垄断性领域的发展，但实际上现在我们反而没做好。举例子来讲，就我们的桌面，wintel是一家，微软的操作系一统天下。虽然大家都是基于开源Linux发展出来的桌面操作系统，你至少能看到现在还有七八家在做，本质上是基于同一个开源软件发展出来的，差别不大，但是品牌不一样，具体细节，比如软硬件支持、适配的问题都不太一样，一定没有好处，技术也不能发展，因为你分散了力量。”

高端制造业的门槛很高，土法炼钢、遍地开花是没有意义的。近年来，有多个省份都声称要大力扶持芯片企业，这种想法是比较危险的。实际造成的结果很可能是，造就一批在低层次上重复建设的企业，而产生不了一家在业界具有深刻影响力的企业。

美国在芯片产业的生态链中占据了顶端优势，从美国的情况来看，芯片产业的集中程度恰恰是非常高的。难道美国每个州都有英特尔、英伟达这种级别的企业吗？

显然不是。

中国要想在高端制造业奋起直追，就不应该分散资源，恰恰应该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势，将资源投入一家或几家最有能力冲击业界第一梯队的企业。

因此，国家层面必须有清晰明确的顶层设计，积极推进行业内的资源整合。

例如，2016年国家成立一家新的央企——中航发，将从事航空发动机研发的大型国有企业统一划归其领导。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航空发动机领域的资源集中程度，有利于快速推进重点项目。以此观之，在中兴遭遇美国商务部制裁之后，国家很有可能推进芯片产业的资源整合，中芯国际、清华紫光、华润微电子等大型国企很可能受到重点关注。

二是长期投入，前期托底。

正如前文所述，国家力量的意义在于克服市场机制的不足，即单一企业无法承受研发成本和投资回报周期的问题。

国家对高端制造业要舍得进行长期投入，“中国制造2025”展现的就是这种国家意志。国家应该通过发展壮大产业基金等现代金融手段，保证高端制造业企业能够以较低的融资成本获得充足的研发资金。

如果能够以国家投入带动民间资本的投入，那更有可能产生投资的乘数效应，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像国家正在构建的“军民融合发展”一样，鼓励民间资本的积极参与，前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后期和“国家队”合理分享利益。

而前期托底，指的是国家需要为过渡性产品规划必要的市场空间，使得高端制造业企业能够获得一些营收，平安度过“软壳蟹阶段”。

比如，到目前为止，“龙芯”CPU侧重的是一些基本的数据处理功能，在多媒体方面是没有优化的。不能打3D游戏的CPU，肯定还不适合进入民用个人电脑市场。所以，“龙芯”CPU的前期用户是有数据保密需求的军队和政府部门。但是这些前期营收和用户反馈，对“龙芯”CPU的迭代开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龙芯”CPU与英特尔生产的市场主流产品的差距，确实也在不断缩小。

再比如，从中航发正在研发的涡扇发动机来看，涡扇-18发动机应该会获得军方订单，并优先用于生产轰-6K；涡扇-20发动机的军方订单可能更多，用于制造数十架新型运20，满足空军对于远程战略投送的迫切需求。

这些性能谈不上优越的过渡性产品其实是由国家托底的，但是它们的成功将为下一代性能优越的高端产品铺平道路。高端制造业企业从过渡性产品获得一些营收，等于得到了必要的正向激励，也解决了一部分用于迭代开发的经费，最终实现对竞争对手的超越。

前期托底虽然是必要的，但并不意味着国家要承担无限的责任。高端制造业企业不可能一辈子当“软壳蟹”，一段时期之内的适当保护，是为了企业未来更好地面对市场竞争。所以，国家力量提供的前期托底也要依托科学的机制，一定要防止出现“预算软约束”和“爱哭的孩子多给奶”等弊端。

三是高端制造，剩者为王。

从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来看，国际范围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入场的门槛不断提高。也就是说，最后能够留在场上的选手越来越少。

在上世纪70年代，希腊是世界造船业的旗手，整体技术水平远远领先当时的中国；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航空工业的水平也不低于中国，能够自主研发喷气式攻击机。

现如今，希腊的工业萎缩得不像样子，坐吃山空；南斯拉夫在内战中灰飞烟灭，罗马尼亚的航空工业也销声匿迹了。造船业现在是中日韩领头，航空业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天下，其他国家只能是看客。高端制造业高门槛、高投入意味着：一旦谁因为持续投入不足而退出了军备竞赛，再想参与进来就基本没门儿了。

中国在高端制造业的研发实力，其实已经超越了诸多发达国家。假以时日，中国在暂时落后的领域也能做到奋起直追，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信心。毕竟，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

四千年前我们和古巴比伦人一样玩着青铜器；

两千年前我们和罗马人一样征战四方；

一千年前我们和阿拉伯人一样富足；

现在我们和美利坚人一较长短。

数千年来，我们虽然也有跌倒的饿时候，但一直都在场上，而对手却已经换了好几茬。

谁笑到最后，谁就会笑得最好。

（作者徐实，首发于新华社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