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自述：我在美国的幸福，惹来了邻居的怒火（图）

1

1990年，26岁的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任教4年的国内机构，远赴美国求学深造。可在美国的第三年，正当学术上再次面临变轨时，我却无端遭遇一场车祸，几置于死地，随后便陷入生活的困顿和心灵的挣扎。在陌生的社会体制里，靠纸上谈兵，终究难以创造出一流的思想创意，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道路的选择。经历一番挣扎，终究还要直面现实，遂奋身投入世间喧哗洪流。

到1997年时，美元兑人民币的黑市汇率约是10：1，手上美元资产若换回去，还算一笔丰厚的财富，想过回国，纠结许久，终未成行，便在美国买了第一栋房子，总算安定下来。

我们的房子在伊利湖畔的一个小镇上，坐落于湖畔平原的碧树绿茵之间。250平米，4个卧室。厨房是敞开式的，有三面玻璃墙，尽头连着一个酒吧式柜台，还有那间50多平米、带壁炉的“Great Room”，一家人待在里面，聊天、娱乐或者各自阅读、工作，总是其乐融融。那时，我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我想着，北美的冬天异常寒冷，孩子也要有地方玩耍，又将百余平米的地下室改装成了游乐室。

屋后是数亩自家的树林，时常有成群的野鹿光顾，它们平静而慵懒地躺在松软的草坪上，野兔则在不远处机警地张望，悄悄地啃食嫩叶，高大的树木枝头，闪烁着跳跃的松鼠。

林中的树木则品种各异，高低不同，枝叶色彩斑斓，季节轮替，花叶缤纷，仿若伊甸园。这一带曾经是美国重要的水果基地，西至印第安纳，东连宾夕法尼亚，再到纽约，丰腴的果树带像晶莹闪耀的项链，镶嵌在伊利湖的边缘，如今那些残存的果树，桃、葡萄、苹果，散落在人们屋前、后院，招揽逡巡而过的野鹿和松鼠。

更远处是一片森林，那里有新建的鹿果园小区，远远望去，错落的别墅外形不一，各具特点，在夏日清晨，朝阳初升时，那里的草坪上喷洒出高高的泉水，形成细密的水幕，将初升的太阳光折射成细瘦的彩虹。

这家园的样子，正是我梦寐以求的。

那正是美国互联网经济高歌猛进的年代，我亦混迹于这时代的浪潮，享受着经济繁荣与互联网科技快速发展的馈赠。小镇上的生活悠闲自在，岁月平静流淌，本以为，余生会就此平顺了却，不料还是起了波澜。

2

作为小镇上的第一家华裔，始终有一种诡异的氛围萦绕在我们周围，我感到，到处面对的都是警觉的眼神，人们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却跟我们保持着距离。

最初认识的邻居是一对“空巢”老人。他们从70年代开始在此居住，儿女长大后便各奔东西，留他们在此相依生活，安度晚年。

老太太是教师，为人友善、和蔼，说话客气，彬彬有礼，老头是退役军人、退休警察，平时寡言少语，一脸阴沉，但面子上倒还过得去，只是不能跟他多聊国家、政治层面的问题。老头当年从朝鲜战场上活着回来，他的许多战友却永远埋在那个半岛的沟壑里。

美国人有5、6年挪一次家的习俗，加之10年左右一次的经济周期，也总会使人改变社会地位。这对老两口因工作都在公营部门，又受工会庇护，遂能平稳度过一次次危机。如今，在这个片区里，像他们这样的早期定居者只余3家，更多的街坊们都是近年搬过来的。

刚搬来时我们曾预想，附近应多多少少有几家华裔或亚裔，族裔多元化对我们的生活应有好处：根子里，还是怕被人欺生；再者，如有华裔同龄小孩，对孩子成长也有帮助。然而，我的愿望却落空了，镇上的亚裔只有一名韩国女人，她的丈夫是白人，他们的故事是，美国大兵驻扎韩国期间，娶了个韩国媳妇回家。韩裔女人年岁不小，但她英语口音浓重，不好听懂，交流不便，就走得少了。

后来在邻居里，相遇时能多拉几句家常话的，只有离婚后独居的凯文和做生意的戴维斯。凯文是在高中部教社会学，有个女友，每周花一天时间陪女儿，风雨无阻；戴维斯的工作，简单讲就是倒卖翻新二手房——他买下相对破旧的房子，改造、装修好再抬价卖出，镇上许多房子已上百年，能保存至今，多是此类人的功劳。

关系不错的邻居还是汤姆一家，在美国的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以前，汤姆的妻子纳尼娜在一家初创的互联网公司工作，那个时期，一个概念一个网址，就能拉来大笔风投。得益于泡沫破灭前的资本盛宴，纳尼娜事业顺遂，还被公司送到凯斯西储大学读EMBA，那是一所出过17位诺奖得主的私立研究性大学。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纳尼娜一直宅居在家，我们总是很难遇见，她失业的消息，我们过了很久才知道。

3

我们正式搬入那个小区是在1998年底，第二年汤姆一家也搬了进来。汤姆家搬来那天，开来了三辆车，两辆廉价品牌旧车，一辆租来运送家具的货车，家具旧，却还考究，这是美国人过日子的风格：不管是买是租，用的家具必须靠谱，优先配置。汤姆大学本科毕业，在凯斯西储大学后勤部工作，汤姆说，他做技术修理和电子设备维护，年收入四五万美元，他家二十万美元的房子是零首付买的，纳尼娜没有失业以前，两个人工作，对付一栋二十万的房子，压力还不算大。

最初认识时，汤姆身材矮胖，三十出头，但性格内向，穿着打扮随意，倒像个高中生。他操着地道的美式英语向我说出一句话，其中的韵味，我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的人，是再熟悉不过了：“咱哥们儿认识就是缘分，以后都是朋友！”

成为邻居以后很久，我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他家要安装一根奇怪的“避雷针”——那是一根粗长的铁棒，耸立在房子不远处，高过屋顶，直冲天际。后来才明白，原来是汤姆在捯饬无线电，他会自己制作短波发射台，然后同世界各地的无线电发烧友通话。他喜欢眉飞色舞地向我描述，他如何到了深更半夜还在忙乎，跟来自遥远中国或者俄罗斯的陌生人通话，有时信号差，音质不好，他照样聊得很欢乐。

汤姆家搬来后，我正好考虑换车，生意伙伴托尼建议我换辆更“气派”的。我在托尼运营的热门商业中心租了几个门面，我得让他看到我的实力。拥有三辆新车以后，一天，汤姆的母亲来这边探望，我与老太太闲聊起来，觉得投缘，最后就将我家多余的一辆旧车半卖半送给了她。

移交汽车转手文件时，当得知我的汽车其实没有车贷，老太太一脸惊讶。办完手续，我还开车跟在老太太后面，“护送”她返回位于老市区的家，有幸目睹了汤姆长大的地方。那是在主城区密集高楼里的一套80余平米的房子，紧凑户型，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代表性建筑，曾经美国中产的标配之一——只是后来，中产的概念不断变化，房子离市区越来越远，面积越来越大。70年代的伊利湖畔，繁荣的钢铁和汽车制造业，曾造就过一代高薪蓝领工人，他们学历虽不高，却也能凭借工会庇护，过上优渥舒适的中产生活。如今时代潮流变换，他们渐渐有些跟不上。

后来我们两家人相处融洽，时常礼尚往来，节假日里，还相互交换些烘烤的食品。我喜欢在后院种些蔬菜瓜果，西红柿、黄瓜、茄子、青椒之类，每年的收成都不错。所以，每到蔬果收获时，我总会采摘些与邻居们分享。汤姆也在那根天线附近的月季丛里种西红柿，但不知为何，收成总不理想。他在阳台上的花盆里种朝天椒，东西倒是长得不错，只是他吃了一次就不敢再尝，辣得他直抻舌头。他家后院里还有棵巨大的桑树，阴影旋转起来，他那6亩宽的土地没几个地方能得到充足的阳光。

4

一转眼，我们两家做邻居已经几年。

汤姆这个人本性敦厚，没什么心机，只是就像住在对面那位老警察，每每跟他谈论中国问题时，总是难免龃龉。他喜欢重复一些自以为是的武断评论，有时还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说多了，我们也都避着这样的话题。除此而外，汤姆其实算一个挺有趣的人，只是玩心大，一把岁数了还像个孩子。

一天汤姆那张布满喜悦的憨态胖脸隔着院子告诉我，他要当爸爸了！我一听，不由为他感到高兴，当即，两男人就操着英语开起玩笑。

我说；“还以为你俩不想要孩子呢，这下可有得你老婆忙乎的！有需要帮忙说一声啊，哥们儿在所不辞。”

“谢了您！”汤姆有些憨厚地笑着。

我继续拿他打趣：“难怪呢，前阵子看你小子整天的满脸憔悴，原来是在造人！有付出就有收获，值！哈哈哈。”

汤姆依然笑。我让妻子拿来啤酒，为他们小小庆祝一下。

后来我才知道，汤姆一家搬来这边，其实也是奔着 “学区房”来的。对于许多美国年轻人来说，没生孩子前，会选择居住在较便宜些的地方，但若要生孩子就得为孩子的教育考虑。汤姆一家搬来这个镇子，也是看上此地的公立学校，在大克利夫兰地区，此处的教育质量算很不错，历史上培养出过许多着名人物。

汤姆要生孩子，对我妻子来说也是个好消息，终于可以缓解她的焦虑——她总是担心孩子缺少玩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汤姆一家搬来那年夏天，第二个孩子当时正在胎腹中萌动，如果汤姆家的孩子接下来就出生，刚好可以跟我的孩子们做玩伴。

那正是经济泡沫破灭的时期，不景气的阴云也笼罩在小区周围，一段时间里，放眼望去，大量的房子门前草地上，都立满“待售”牌。那阵子，我一直在犹豫，是否应该乘机换一个更大的房子。有一栋400多平米的房子，我盯了足足两年，后来再去时，已经卖出去，价格却生生跌去1/4。在这样的形势下出手，逆势而动，以小换大，或许是个好时机。

换还是不换，犹豫了两年，最终却是一个万万没料到的因素，让我下定决心搬家。

5

小镇上的房屋是独立的，四周敞开，没有围栏，屋与屋间由草坪和树林连接，彼此相距15米左右，中线为界。

在我家的地界里，有丛繁盛的迎春花，每年初春时节，春寒料峭，天上还时常飘些雪，迎春花却早早地开了，大丛淡黄色的鲜艳花朵，在鳞雪微风中摇曳，甚是赏心悦目。汤姆也时常牵着纳尼娜出门游逛，远远地端详、欣赏这丛清奇的迎春花。

得益于伊利湖畔肥沃土壤和充沛雨水，迎春花生长得异常茂盛，一直蔓延、扩张，当时就已经扩展到大约直径三米。花虽好看，我却一直觉得它长得有些凌乱，多次想着修理，将枝叶剪短，缩小面积，让它来年长得更紧凑些。我在脑中勾勒修理后的样子：淡黄色的火球。

要修剪迎春花的决定，也早就和汤姆说过。11月，正是迎春花枝叶凋零的时节，我终于决定动手了。下午4点，看见汤姆正在桑树下剪枝，我便喊他过来帮我一起做。在这之前，我俩已经合作干过许多类似的事情。

我俩配合着，半个小时就差不多完工，我将剪下的枝条按照回收标准捆起来，拖到自家门前靠路边的草地上，足有十几捆，排了一丈多长。堆好的枝条，第二天会有镇里的人来回收，然后将树枝打碎，再进行发酵处理，最终回到大自然。那正是修剪枝叶的季节，每家门前都堆了许多捆扎好的枝条。

正当我俩心满意足，准备剪完收工时，纳尼娜忽然在后门口喊汤姆，声音分贝不高，却明显语气粗急：在生气。汤姆听到喊声，灰溜溜地回屋去了。临走时还跟开玩笑，说是“危机控制”。

汤姆回去后不久，从他家屋里断断续续传来纳尼娜时高时低的说话声。我心里咯噔一下，但也没多想，只是默不做声，打算继续减掉最后几根枝条。听见正在做饭的妻子忽然在屋内隔窗喊了声：“醒了！”，声音比纳尼娜高得多，随即传来小女稚嫩的哭声，我赶紧回屋抱起小女，又回到灌木丛附近，想等汤姆出来，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为这位哥们儿担心，也在担心纳尼娜：她失业在家，可能状态不好。

我抱着如猫儿般大小的小女在草坪上踱步，一副心满意足、怡然自得的样子。汤姆却当了缩头乌龟，再也没有出来。

出来的是纳尼娜，随后的事情完全出乎我意料——在美国十多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个美国女人如此凶悍，纳尼娜平时说话不多，在这之前，我们跟她的关系挺好，还说好，生小女时，将老大托付给她照看一晚，好让我能去医院整夜陪产——医院不让带小孩陪夜，三岁的孩子也不能单独在家，违规者不仅会被罚款、进监狱，还会永久丢失抚养权。只是后来觉得太麻烦，便没让她照看老大。

但是那天她气势汹汹地朝我走过来，张口就嚷，语速飞快，还有些语无伦次，想是气得急了。我听明白她的意思：我没有得到她的许可，就砍掉了她家的灌木丛，她现在很生气！

纳尼娜接下来的话，更让我发懵，4年相处，在我的印象里，她一直是个温柔淑雅的知识女性，现在说出如此不得体的话，着实令我吃惊：她说，我该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她的国家给了我想象不到的优待和福利，如果在“你们中国”，我不可能生得了两个孩子，还说，就是我这样的中国人抢了“他们美国人”的工作，最后，纳尼娜让我“滚回你们中国！”

引号部分，她都是加强着语气说的，似乎生怕我听不到，或者听不懂。

一开始，纳尼娜就着迎春花本身说事，我是没那么生气的，想着她现在失业在家，状态可能不好，想忍忍算了：本来，迎春花其实完全是在我家地界上，只是因为紧邻边界，也是出于礼貌和友好，一直以来，都是两家人共同维护。并且，当天修剪迎春花，我也事先征得过汤姆同意。

看来我的哥们儿在家做不了主。

可没想到，我的忍耐，让纳尼娜又高声重复了一遍刚刚的话。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必须反击，不想让她觉得华裔好欺负，我调整好语气开始还击：

“当初我来美国时只有区区50美元，我今天的所有都是我用双手获得，不是任何人的恩赐……”

“你对中国了解多少？还是不要自以为是为好……”

“我没抢你工作，我一直在创造就业，你丢工作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最重要的不是‘你们的美国’或者‘我们的中国’，而是‘我们的美国’，我也是美国公民，拥有和你一模一样的权利和义务，分文不多也丝毫不少，你既没有资格剥夺，也没有能力赋予！”

纳尼娜已经哑口无言，我遂收住一些情绪更激烈的话。大概纳尼娜没有想到，在我这里碰了硬钉子。

6

我以为此事会到此为止，哪知又发生了更过分的事情。

我素有早起习惯，第二天天刚亮，细雨蒙蒙，薄雾弥漫，我怀抱小女站在二楼窗台前，忽然看到屋前大柳树下出现一个黑影，向邻居家方向鬼鬼祟祟地走去。柳树遮住许多视线，我再定睛仔细看，竟然是纳尼娜。她很快到了堆放枝条的地方，躬身抱起，急匆匆地连提带拉，将地上最后两捆迎春花枝条拽到自家车库。她的车停在车道上，想来是为放这些“赃物”特意腾出空间。我站在窗前目睹此景，不由苦笑。

数小时后，上午8点多，雾气消散，阳光普照，小女已经酣睡，老大在保姆的陪伴下玩耍，我则忙着打点些生意上的事。忽然，屋外传来嘈杂的说话声。

我透过一楼办公室的落地窗户望出去，是纳尼娜！她正在对着两个陌生男子说话，挥舞着手，像是在告状。她指了指那丛迎春花，两名男子像是镇政府来的人，他们只是远远地看了两眼，却无意走过去。我考虑是否要出去为自己辩解几句，又觉得没必要：若是镇里的公务人员，则任何人对这样的邻居纠纷，都没有发言权，不会参与。

看到这里，我心里还是很镇定的——就在前一晚，我找出了房子的平面图，又仔细实地丈量过，确定迎春花完全处在我家范围内，并且距离边界还有好几尺。我还在迎春花上折下一些枝条，插在边界上，以提醒我的邻居讲道理。实际上，在边界地底下，前后各埋有两根铁条，他们刚搬来时，我就和汤姆一起识别了铁条，认定了边界，也一起确认过：迎春花是我家的。

我又上网查过法律，按俄州法律规定，对于一棵树，根部长在哪家地域就属哪家私有财产，树枝如果跨越空间，对于跨越部分，对方有处置权，并且不必获得树根拥有者的认可。也就是说，如果那丛迎春花的枝叶伸到纳尼娜家的“领空”去了，她可以直接剪掉，而不必通过我允许。同时，财产拥有者也可全权处置长在自家地里的任何植物，除非法律有特别的保护性规定。也就是说，我可以随意地修剪整丛迎春花。

有了这些准备，我根本不怕纳尼娜搬出政府来说事，这是在美国的好处：理都是直的，即便她是找了什么亲戚上门挑衅，也还有个“私有领地不得擅闯”的法律条款，若硬闯进来，后果可以很严重。

我没有走出去，只是上了二楼，打开窗户，意在让他们能看到我。纳尼娜看上去还算平静，两个人站在一起呆了十几分钟，基本是在听她诉说，然后没做什么就走了。纳尼娜只好悻悻地走回屋子。

汤姆一直没出现，他应该是上班去了。

晚上我将白天的事情讲给妻子听，不想，她听了却沉默好一阵，然后开始数落我，说我不低调，太显摆，甚至把之前换车的事也拎出来讲。妻子的意思是，人家生活不易，辛苦存点钱又要扛贷款又要生孩子，说不定还有学生贷款压着，见我们生活如此宽裕，心里自然难平衡。

我反驳妻子说，即便如此，他们也应该学会适应，总是会有不平等的。我又讲了平面图、实地测量、证实边界等事情，话没说完，又遭妻子一阵奚落：“你牛！怎么不出去对她吼一通？躲着是说明心虚，害怕！”

我想展开平面图让妻子看，她却挡开：“不想看，自己搞定！别因小失大！”接着又说了一通忍让、和气之类的道理。

随后的几天，妻子一直奚落我认死理、瞎折腾，她说，早就提醒我别碰那丛迎春花，现在惹了麻烦终究是我问题，“道歉，和解吧。”妻子说。我还是不愿屈服，纳尼娜是在借机发泄，有些美国人总认为华裔可以随意欺凌。

即便如此，我说，仍然愿意接受纳尼娜的道歉，汤姆来也行。然而纳尼娜的道歉却一直没来，汤姆也一直躲着我。

7

那次矛盾后不久，我们就搬家了。搬家以后，跟汤姆两口子十几年再也没再见过。

3年以后，我和戴维斯偶遇，他告诉我，我们以前那栋房子已经换了主人，是个意大利裔家庭，有对双胞胎女儿，与我的大女儿同龄。房屋的新主人砍掉了门前的大柳树，那丛迎春花也被砍得干干净净，汤姆家的大桑树倒是还立在那里，从此边界无“战事”。

戴维斯说，纳尼娜的孩子最后没有生下来，我听后只在心里一阵唏嘘。妻子再听我转述这些，也不再没说什么，她开始明白，那不仅仅只是一丛迎春花的问题。

戴维斯当年几乎与我们同时进驻那个小区，至今还住在那里。170平米的房里，住着他、前妻、现妻以及前妻的丈夫、现妻的前夫，前后7个孩子，外加现任岳母。现任妻子现在是全职家庭主妇，偶尔外出兼职。我佩服戴维斯，他家虽然人多，日子过得却还行，房子一直保着，还在攒钱给孩子们读书，包括妻子与前夫生的孩子，他准备送孩子们上州里最好的公立学校，俄亥俄州立大学。

想起以前每年一次的街道聚会，组织者中一定有戴维斯两口子。那时，每次他都会派孩子上门提醒我别忘赴约，如果不是纳尼娜，我还真舍不得搬走。

再次遇到戴维斯是在2017年圣诞前夕，他高兴地说一个孩子已如愿考上大学，我为他们感到高兴。离开时，我望着戴维斯微微躬驼的背影渐渐远去，脑中浮现他那张已显衰老的脸庞。

我想，纳尼娜代表不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