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去世了，一生毁誉参半，曾因这事道歉轰动中外

2018年2月28日，开国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去世，享年72岁。

他是一位复杂的人物。作为“红二代”中颇为显眼的一员，他产生于历史，又经历了历史，一生惊涛骇浪，激流险滩。

他也是一位毁誉参半，难以盖棺论定的人物。他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深度触摸和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时而默不作声，时而惊世骇俗。

他的晚年，在不遗余力地呼唤社会和解，同时坚定地重申自己一生的理想。他的言与行引起极大的关注和争议。

他的骤然去世，让许多人思绪万千。

67岁的陈小鲁先生骑着破旧的二八自行车经过胡同口、一棵枇杷树和一株富贵籽。他在淡蓝色的铁门前跳下来，推车进院。来往的人们很难察觉这座老宅子与附近其他四合院的不同，只有一位游客停下来拍照，斑驳的灰砖墙上挂着块金属牌，证明这里曾是清代的一处官方机构。

陈小鲁与他的家人住在这儿，这里是其岳父粟裕将军的旧居。自行车停在角落里，岁月为它覆盖了黄和暗红的铁锈色，但车把和车座磨得发亮。陈小鲁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开国元帅陈毅之子，还曾是北京市第八中学革委会主任、1980年代的军队副师级干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

作为这个国家最著名的红二代之一，他曾尽力保持焦点之外的生活。但平静在8月被打破，一封题为“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的文章出现在媒体上；10月，陈组织了一场小型聚会，作为曾经的学生，向八中“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师道歉。几十家中外媒体都在寻找他。

在这个热衷阐释的国家，陈的行为被符号化了。持以下两种猜测的各大有人在：港媒在报道中提出，有人将红二代陈小鲁的道歉视作对“文革”一贯暧昧态度的“风向标”；着名的左派孔庆东则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位陈小鲁的同学来信”，信中质疑其“是为干扰年底纪念活动”。陈小鲁的行为被大量网民赞扬。但陈的朋友郝新平则告诉记者，自己的另一位红二代朋友“很强烈地”表达了对陈的不满，说“陈小鲁不像话”。

 为违反五四宪法第89条而道歉 

对于陈小鲁来说，道歉并不是某种突如其来的念头。他曾数次在私下探访老师时表达悔意，说当年让老师受苦了。几个月前，一位老师向陈的校友计三猛提起，“文革”中受冲击的老领导们正在慢慢老去。陈小鲁听到转述后觉得，“再不正式道歉就来不及了。”

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整整47年后，陈小鲁接到了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秘书长黄坚的邮件，信内是一组八中“文革”时的照片，激进且恐怖的气氛从灰黄、模糊的老照片里透出：一个男老师畏缩地将写着“黑帮分子”的小黑板举过头顶；在戴着红领巾的学生的包围下，老支部书记华锦拿着铁锹在地上翻土；人们拥挤在批斗会现场，叉着腰观看老师低头认罪，他们面前挂着巨大的条幅，“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那是陈第一次在影像资料里看到八中“文革”的情景，他坐在沙发里回忆—这是装着日光灯和排风扇的客厅里最体面的家具，1980年代当他还是一名驻英武官时，他曾在电视里看到一部有关法国激进分子学习“小红书”的电影。而这组照片更令他感到震惊。他在给黄坚的回信里写道：“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这封信被他当年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老同事吴伟看到，贴到了微博上，陈小鲁意外地被卷入舆论漩涡，接着他明白无误地表示会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我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但我知道他会同意。”吴伟向记者回忆，“因为他一直是敢做敢当的人。”

1968年上海机械学院师生和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1966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红色造反团揪斗主管文教的省委书记王一伦

陈小鲁曾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在这场政治运动开始仅两个多月时，这名高三学生就近乎全票当选为八中革委会主任。他个子高大，性格沉稳，颇具备演讲技巧和鼓动能力，几乎是天生的领袖人物。他曾与四中的孔丹（中信前董事长、其母许明曾任周恩来秘书）、秦晓（招商局前董事长、其父秦力生是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发起首都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1966年10月1日的游行中，陈组织500多名青年学生在金水桥前维持秩序，卫戍区一位师长与其联合调度。面对几百名闹哄哄的青年，师长先进行了45分钟索然无味的政治动员。等到陈小鲁上台，他只喊了三句话：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顿时掌声热烈，群情激昂。

他还曾发通令解散民主党派，收缴民主党派大印。如今陈小鲁回忆，那场极其荒唐的行动“完全没有深思熟虑的，就是有点赶潮流，各个方面都被各校红卫兵占住了，我们就琢磨也得管点什么，就说民主党派那帮老头子不接受改造”。当时主管统战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与陈家同住中南海庆云堂，陈小鲁被李叫去臭骂了一顿，“你们怎么连中央的事也要管！也敢管！”

与此同时，学生的盛大狂欢已然升级为暴行。1966年8月22日，52岁的八中书记华锦被关押在校期间上吊身亡。此前，一名学生在校园里遇到她时，她说“我受不了了”。这是陈小鲁模糊预见却未能防范的悲剧，他曾派人守在关押地点楼下防止学生夜间揪斗，但仍旧未能避免悲剧发生，最终也是由他为全身浮肿、躺在冰冷水泥地上的老书记收尸。

在举行道歉会之前，陈曾前往“文革”时的副校长温寒江家拜访、致歉。温已经89岁了，但仍然谈论着自己手头正在进行的科研课题。“文革”或许是其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他回忆起，自己曾在中山公园的一次批斗会上被毒打了整整两个小时。听到这里，陈小鲁突然说，“那次批斗会是我组织的。”这令一同在场的计三猛吃了一惊，因为几乎没人知道陈是当时的组织者。陈称，他当时以为不过是开开批斗会、喊喊口号，可很快就升级为暴力，他无力阻止，于是中途离开。

计三猛曾听陈小鲁讲过一个审判东德士兵的故事，士兵的律师辩称他枪杀翻越柏林墙的民众时只不过是在执行军令，可法官却说，士兵至少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寸，最终判决有罪。

“是的，我们当时只是中学生，我们都没有资格去承担‘文革’的错误，运动来了我们是不能自主的。但运动来了你怎么表现，那是你自己的选择。”陈小鲁为此至今感到自责。

为了准备道歉会的发言，他曾特意翻阅五四宪法，即1949年后的第一部宪法。他认为自己当年违反了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在道歉会后，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已经47年了，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风风雨雨，开始一步步反思，当时觉得‘文革’是政治错误，后来发现它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宪。”

这个观点被自由派人士广泛传播。“四九年以来‘运动’的本质是整体地违法，集体地违法，‘文革’走向了极致。”学者卢跃刚告诉记者，“道歉本来是伦理行为，但陈小鲁这次道歉的基本面是法理，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情感认知。”

 不再说违心的话了 

10月7日，头发已近全白的陈小鲁出现在道歉会场。道歉会长桌的两旁，是昔日的老师和学生们，他们的听力日益衰退，都有着花白的头发和棕色的老人斑。生物老师赵荣尊曾是那批学生心目中最年轻的老师，如今也已经75岁了。他们谈论着身体状况和1966年以前平静的学校岁月，只在很偶尔的时候提起“文革”记忆—有老师在食堂被莫名其妙地抽耳光，还有老师被勒令在音乐教室的窗户处反复爬进爬出，一位老师在发言前哭了起来，他的妻子在“文革”中意外死亡。

一切正如陈小鲁在发言中所说的那样，“有话不说，恐怕就迟了”。他再次提起自己曾经批斗校领导、组织批斗大会、勒令民主党派解散，然后近乎严苛地一一罗列自己触犯的法条。“上述错误我承担责任，真诚道歉。”

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右二）带领其他校友向老师鞠躬道歉。《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剑摄

席间，赵荣尊老师站了起来，她郑重地感谢陈小鲁曾经陪伴挨批斗的自己站在讲台上。在那1个小时里，所有气势汹汹、想给赵戴高帽、剃阴阳头的学生，被他喝止了。阴阳头是难以忍受的羞辱方式，计三猛后来采访彭珮云，问其在“文革”中是否有想要自杀的时刻，她答想过，就在被剃阴阳头的某个夜晚。郝新平所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也是“文革”中颇为激进的学校之一，副校长卞仲耘被一群学生打死。郝曾目睹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车上”。2011年，校友们捐款为卞仲耘立了一座铜像。

而陈小鲁的校友反复向媒体强调，陈没有加入红卫兵，他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他在“文革”期间从未打过人，也公开反对打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都说过，不能虐待俘虏。”

在陈小鲁的描述中，陈毅是一位低调的高层官员，他很少在孩子们面前谈论政治，从未要求他们入团入党，甚至劝阻长子陈昊苏学文，避免其踏入政坛。

“文革”开始两年后，陈毅受到冲击，陈小鲁被送往沈阳军区当兵。入伍前两年，他都是没有编制的“黑兵”，不被配发军服、津贴和口粮。他不能与父母通信，只能凭借报纸内容猜测父亲的状况，“九大”之后陈毅的名字再没上报，直到1971年才出现他再登天安门的消息。

一年之后，陈毅去世。计三猛还记得，追悼会结束后，回到北京的陈小鲁约计三猛出去吃面条。陈转述了追悼会的状况，毛泽东突然出现，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外衣，令赴会看起来像是个临时决定，不过毛很感伤，在会场流了眼泪。追悼会随之由小厅升格为大厅，总理赶忙通知西哈努克等外宾出席，致悼词者由叶剑英改为周恩来。转述这些时，陈小鲁显得情绪低沉，随后他吟了四句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难道万人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文化大革命”中的无常感促使陈小鲁开始思考社会制度，“现代的权力观就是要制衡，法律条文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以政治问题来掩盖一切是不对的。”他还曾在一篇自述中表示：“我的想法是一贯的，认为应该由制度来代替领袖。”

他此后的经历帮助其完善了这种价值观。1981年，他被委任为驻英武官助理。出国前，他学习的材料还在浓墨重彩地描摹1950年代的伦敦雾。可当陈小鲁下飞机时，迎接他的是碧蓝天空和被薄薄白雪覆盖的草坪。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国家是当年中共官员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而陈小鲁发现，英国的国防部长坐地铁上班。一位英国商人急着在周日与中国代表团签合同，但他无法命令秘书在休息日上班，不得不用自己蹩脚的打字技术完成合同。另外一位英国商人生产出了一种枪支，却因为担心成为“镇压性武器”而拒绝售卖给军队或警察。

4年后，陈小鲁回到中国，1986年进入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其后任职政改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卢跃刚曾就当年政改问题采访过陈小鲁，卢后来得出看法，这种职务安排并不仅仅由于陈的能力和西方工作背景，“政治体制改革要代表各方面利益，干部子弟是一大块，他们在听取和反映‘老人’的意见上起作用。”

吴伟是陈当时的同事，他将陈称为“红二代当中的改革派”，“他直言不讳，不回避问题。”吴伟记得由于陈是由总参借调至此，政改办主任曾问过陈，要不要请赵紫阳办公室为他给总参写封信，从副师级往上提一提，陈表示不要给领导和部队添麻烦，拒绝了。

他是否曾在政治上有过某种远大的抱负？陈小鲁回答记者：我在政改研究室，不算个刺头，但也是直话直说，提的问题比较尖锐，一般人不会这么干。这就是红二代的抱负。我的父亲、老师和党都这么教育，我这个人有点理想主义，就当真了。

1986年至1989年他参加政改研究工作期间，结识了许多法学专家。也正是在那个阶段，他受到影响，更加认识到了宪法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早年在军队，他所在的团是“学习小靳庄”的典型。小靳庄在“文革”时期因能唱样板戏、搞赛诗会而闻名，被视作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范。后来该团还多了一项“批邓”的任务。陈小鲁28岁那年升为团政治处主任，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但他还是写信给岳父粟裕请求调动，因为这一套批判、讴歌的工作都得由他负责。而他称，道不同不相为谋。

1992年，他终于远离体制，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不再说违心的话了。”

 血统和观念是分开的 

陈小鲁试图寻找一种远离政治的生活，不必被“非此即彼”的立场烦扰。《炎黄春秋》的一次研讨会中曾流传出一段故事，称在一次校友聚会上，红二代们出现分歧，吵了起来。陈小鲁认为，“朋友之间观点不一致很正常，何必强求？他们出身一样，有共同的经历，如果观点不同就不能坐到一起，那其他人还怎么寻求共识？”

他下过海，炒过股，现在还与朋友合作办公司。他偶尔谈论时局，当他发现可能引起纷争时，就以一种老人式的、和缓的方式捻掉话头。他将一年中的三四个月时间交付给旅行，他已经去过世界上100多个国家，而南极是他觉得最美好的地方，荒凉、寂静。一位曾与其有过交往的外媒记者评价，“他认为世界很大，他很了解世界。”

2006年，原副总理罗瑞卿的女儿、曾任医生的罗点点开始在中国推进“尊严死”的理念，即对于没有恢复希望、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撤除其维持生命的医疗措施，使其自然地、有尊严地死亡。罗点点找到了陈小鲁，陈想起了父亲的临终岁月，除了被癌症折磨，他也在被插满全身的管子折磨，医生不停地为他清洗、翻身、吸痰，延长着他的生命和痛苦。

“能不能不进行抢救？”陈小鲁当时问医生，可医生以两个问句作为回答，“你说了算吗？我们敢吗？”

罗点点告诉记者，几乎就在她和陈小鲁谈了3分钟以后，陈就决定与其合作。北京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于今年6月成立，陈小鲁任会长。

他要求管理层（他们不以此为专职工作）必须分文不取，在争取社会资源参与应酬时要自掏腰包，还号召理事们捐钱或借办公场所给协会。协会秘书长郝新平记得，陈小鲁总是强调“要真正地为人民服务”。他认为推广“尊严死”的重点在于官员和富人，“干部是公家掏钱，只要你活着就有待遇，花费国家财产。有钱的人就另说了，但是即使你有钱，也浪费了国家资源，因为仅仅是维持（生命）体征，治不好了。”

很难仅仅用单一的色彩去描绘陈小鲁。他不相信13亿人口有可能统一到一个思想、一个主义，他推崇树立宪法的权威，并相信这是解决“文革”前后弥漫于中国的暴戾之气的根本途径。但与此同时，在受访的2小时42分里，他54次提到“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首要推动者。10月18日，他去往银川参加一场纪念毛诞辰120周年的活动，“代表老陈家”。

“我仍旧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有更大的功劳，这个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元帅之子如今这样评价毛。

在卢跃刚看来，“学界左中右绝对坐不到一起，但红二代可以。血统和观念是可以分开的，除了理性还有情感。他们心中的大英雄，毛是第一位。”

那些被评论功过是非的历史人物是陈小鲁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初中开始，他住进中南海，会遇见午后开始游泳并招呼磨磨蹭蹭赖着不走的孩子们“你们都来游啊”的毛泽东；“大跃进”时，他看见中南海竖起小高炉，宋庆龄在那里炼钢；周末，父亲曾经将西哈努克在北大读书的儿子接到家中一起吃饭，据称后来此人被红色高棉杀害。

“你现在有信仰吗？”记者问。

“我信仰共产主义，我是共产党员，是坚定的共产党员。”陈小鲁毫不迟疑地回答。

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与这个社会“整个儿地不适应”。他不能适应谎话连篇，也同样不能适应弥漫在整个社会里的关系至上。

陈小鲁说他怀念的是一个他从未经历过的、凭长辈的讲述而构建的年代。他望着窗外，“我向往井冈山时的红军，那时朱军长和战士一样挑军粮，毛委员和战士分一样的粮食尾子，那种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同志关系。”停顿了一会儿，他收回自己的目光反问：“我是不是有点乌托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