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留学生自曝在海外的堕胎经历...各种意外...

最近这几年关于堕胎的观念在悄悄的发生着变化，堕胎不再是很严重很丢人的事情了，很多的女孩子在电视，报纸，甚至是有些公共汽车上明目张胆的看到堕胎广告是多么轻松的一件小事。有句很流行的广告语：“大夫，开始了吗?”大夫马上说“已经结束了”。每当看到这样的广告，心里都有一种悲哀加气愤。

可是，在我们看来那么简单的事情，没有想到到了德国，却变得如此复杂和繁琐。本主人公——29岁的古晓琳和老公在德国就经历了一场最复杂的人工流产之路。

2007年12月6日，妇科医生塞琳告诉我“您怀孕了”。我瞪大了双眼，嘴里下意识地说谢谢，心里却连声叫苦。我去年才结婚，老公在洪堡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我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也已经念到了第6个学期。我们之间早达成共识，3年内不要孩子。

我给塞琳大夫打电话，询问是否可以请她帮我尽快安排人工流产手术。没想到塞琳医生一直温和的声音立即变得生硬起来。

“对不起，我的诊所里绝不提供这样的手术服务！”

“那，可以请您给我开些能流产的药物吗？”

我有些意料之外，慌了手脚。

“当然不行，在德国药物流产是违法的！您为什么不考虑把孩子生下来呢？”

我赶紧诚恳的给他解释，她沉默了一小会儿，很不情愿地告诉我，如果下了决心要堕胎，首先要去柏林市妇女帮助中心下的一个“心理咨询委员会”接受专家心理咨询，在得到委员会的书面同意书后之后，才可以去指定诊所联系做手术的具体事宜。

3天后的下午，老公陪我到妇女心理咨询委员会接受正式的咨询。接待我们的是一位45岁左右的中年女士，叫特蕾莎。史克，是有政府专业执照的心理咨询师。史克女士开始发问了，问我们为什么不想要这个孩子。史克女士一边听我解释一边继续在表格上写写画画，然后很有礼貌地请我老公先到外面等一会儿。

“古女士，请问你是在人身和心理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做这个决定的吗？”

什么？我茫然不解地瞪着她。

“我是问，您决定堕胎，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受到外来的压力，比如，您先生的威胁和逼迫吗？”

那一瞬间，我又生气又好笑，不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工流产手术吗，干吗要提升到刑事案件的审讯高度来？

没过5分钟，史克女士请我们进去，递给我一份表格，说你们回家在好好商量一下，一周后若还是决定手术，到我这里来签字盖章。在我们有些沮丧地往外走时，她又加了要命的一句：

“德国堕胎法律规定，如果您的胎儿已满10周就绝对禁止做人工流产手术，您最好确定一下具体的怀孕时间。”

这个消息让我们大惊失色。根据妇科医生的检查报告，我已经怀孕8周了，加上这几天的折腾，离能合法做人流手术的最后期限只有12天了，而心理咨询委员会的同意书就要花掉7天的时间！跟死脑筋的史克是说不通的，我在柏林黄页上找到一家得到政府授权的妇科诊所，打电话去想提前预约手术时间。护士的态度非常友善，说很理解我的处境，也很想帮助我，但预约手术必须得孕妇本人亲自到诊所出示心理咨询委员会的书面同意书，妇科医生诊断和签字证明，否则一律无效。

一天天地掰着指头算，心急火燎地等，终于，一星期之后，我拿到了心理咨询委员会的书面同意书。从那所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出来，我们赶紧打车去了指定的妇科诊所。我直接走到门口按铃。身边一个个年轻人凑过来，递给我一份资料，上面用触目惊心的黑体字写着“请不要轻易扼杀无辜的生命！”吓了一跳的我这才醒悟过来，这几位古怪的“闲人”原来都是激进的反堕胎组织的成员。

有了文件证明，所有的事情都进行得非常顺畅。手术的时间定在下周一上午9时整，在这之前我还要来诊所和专业麻醉师见一次面，做一次全身例行检查。刚走出大门，反堕胎组织的一个中年女人就跟了上来，她的口气急迫而不失礼貌：

“您真的决定不要肚子里的孩子？不管您是否欢迎他的到来，不要轻易扼杀一个生命，即便您是他的母亲，也没有权利这样做！要知道，生命的意义在于尊重和敬畏……”

我仓促地解释了一句：

“我们都是学生，没条件要……”

赶快钻进车子，匆忙扔下一声“再见”。本来大公即将告成，心情应该轻松愉快，但一路上我都闷闷不乐，感觉那个女人的眼光一直跟在我背后。

晚上去德国朋友马修吃饭，顺口问起这个反堕胎组织的事情，他太太知道了我正准备做手术，微笑着轻描淡写地说不用理会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做决定的权利。我点头，终于有找到知音的感觉了。告别的时候马修太太突然问我：

“亲爱的，明天我们要去德雷斯顿有点事儿，明妮没人照顾，你能帮帮忙吗？”

明妮是他们4岁的小女儿，可爱而温顺，我们都很喜欢她，所以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马修夫妇把明妮送到我家里。小明妮长得粉雕玉琢，笑起来像个小天使。上午我在家里要完成一个论文提纲，所以给她找了铅笔、彩笔和素描本，让她自己在一边玩。明妮很乖，我做完功课去看她时，她小脸上花里胡哨地红一道黑一道，冲我顽皮地笑。

吃完饭我带她到街区的小花园玩，那里有一个露天儿童游戏中心，有很多和她差不多大的孩子。明妮和一个小姑娘一起玩秋千，两人你推我一次我推你一次，快活得不得了。我看着明妮开怀大笑的样子，忍不住像一个慈爱的妈妈一样微笑起来，那一刻我的心底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怦然一动：有个这样全心依赖我信任我的小女儿，多好。

第二天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要去诊所见麻醉师。周日下午诊所打电话来，通知我全身体检没有问题，手术明天可以按期进行。这天下起了鹅毛大雪，老公用手臂围着我一起第三次走上那条通往诊所的小路。那几个反堕胎组织的志愿者仍然在风雪里站着，坚持向每一个进出诊所的女人劝说宣传。我呆呆地坐着，不知道过了多久，老公俯下身子来拉我起身，我突然醒过来，清清楚楚地说了声：“不！”我拉着老公很快的跟医生和麻醉师说了声对不起，但他们脸上流露出的居然都是欣慰的表情。

看到我拉着老公的手轻松地走出诊所大门，那个反堕胎组织的女人惊喜万分地走上来，很自然地把我亲热地拥抱一下，伸手从外套的兜里掏出一颗用精美的黄绸缎制成的小星星，塞进了我的手里说：

“亲爱的，这是给您孩子的礼物，知道吗，您是我们劝说成功的1247位母亲！”

我握着她冰冷的手指，望着她睫毛上凝结的雪花，眼睛突然就湿了。

我们的孩子将会在今年7月初出生。我已经办理了休学一年的手续，在家安心养胎。随着那个日子越来越近，我和老公都激动不安。

以后我要告诉亲爱的孩子，他的出生和一群熟悉的陌生的死脑筋的德国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