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澳洲女外交官的中国情怀——记前澳洲驻香港总领事梅卓琳女士

五月的悉尼，已经是进入初冬，但天气还是不太冷。在悉尼歌剧院举行的一个澳中商贸峰会上，气氛倒是十分的热烈。

笔者在现场的采访中，偶遇了多年的好朋友Shirley 陈，她是麦觉理大学中文系主任，没想到，她身边的朋友，就是我多年前就关注过却一直还没有机会见面的澳洲女外交官梅卓琳（Professor Jocelyn Chey）。于是，一见如故，约好了时间采访，要当面听听她的故事。

见面的地点安排在梅卓琳教授新的工作机构——西悉尼大学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她担任院长一职。

作为女外交官，梅卓琳曾担任澳洲驻香港总领事（1992-95）的要职，全权代表了澳洲在香港话语权。而她任职的时间，又是在香港97年回归前夕的敏感时期，也是香港最后一个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上任（1992-97）的时候。

梅卓琳任澳洲驻香港总领事时在办公室

话题就从彭定康谈起了：能说流利普通话的梅卓琳，还能说地道的广东话，这当然得益于她在北京和香港两地长期生活的经历。

梅卓琳与丈夫在香港

对于与彭定康的交往，当然是两人所代表的国家——澳洲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官方利益。

梅卓琳表示：“记得92年彭定康到香港担任总督，我与他有过一次长时间的深谈。彭定康主要阐述的是作为英国政府委任到香港担任最后一届港督的职责和目标。而我则是代表澳洲政府，如何在彭管治下的香港，除了为澳洲政府和人民争取最大的权益之外，如何平衡好澳洲与英国及中国的关系？”

由于彭代表的是英国的保守党，而当时澳洲的执政党是工党，而两党的关系也不是十分的融洽。所以，在两国关系的协调之中有一定的难度。

“当时，有很多澳洲公司都派驻香港，而很多的澳洲居民也居住在香港，包括一些早年移民澳洲后又回流香港工作的华人，所以，对子女的教育就迫在眉睫。作为澳洲驻港的总领事馆，我就力争筹办澳洲国际学校。但当时彭管治下的香港政府，就并不是很乐意合作，当心投资学校后，将来回归后会派不上用场。最后，由于我的坚持和争取才可以把澳洲国际学校正式办了起来。”

还有一件事让梅卓琳一直都不能忘怀的：一位在瑞士出生后移民澳洲的公民，任职于澳航的公民在香港失踪。在澳洲的父母联系了在港的澳总领事馆，并飞到香港寻找。据悉，失踪的公民喜欢爬山，并且个性比较独来独往。当时在住进酒店后就独自外出，但钱包和证件等却还留在了酒店。结果，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无法找到他。

父母只好伤心地离开香港回澳洲了。结果，在一年之后，尸体被人偶然发现被泥土埋在了南岛的一个小山坡下。

梅卓琳强调说，总领事馆有责任保护和帮助本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但公民外游，一定要让身边的人知道自己的去向，这是最基本的寻求帮助所需要的线索。

“作为一个纯粹的英国人后裔，为什么会选择了学习中文？并在一生的职业生涯中，始终保持着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与梅教授的谈话是轻松愉快的，我话锋一转，问起来她学习中文的初衷。

梅卓琳

“其实，当年我随父母移民来澳洲时是乘坐轮船的，在海上航行了很长时间。而且，沿途经过了很多的亚洲国家，包括也门，印度，斯里兰加等，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不会短期内再回英国了，为什么不学学亚洲的语言呢？”

“也就是当初的这个念头，当我进入悉尼大学读书时，又刚好开设了东方文学系，于是，就顺理成章地选修了。那一年是1956年，当时的中国还是处在刚解放后不久的建设中，国家还是很穷。”

“我当时就认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工具，要认识中国的文化历史，才能真正学好中文。学会了一种语言，就是打开了一扇窗户，就可以看到另一个新的世界。”

就是这种朴素的观念，让梅卓琳在悉尼大学完成了中国历史的学位后， 考取了香港大学攻读硕士。毕业后，留在了香港，在英国政府驻香港的一个研究机构担任中国事务研究。

70年代初，她再回到了悉尼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后，并继续留在了悉尼大学担任讲师，两年后，去了堪培拉联邦政府的海外贸易部，专门负责中国贸易。75年到78年，被派到北京的澳洲大使馆担任文化参赞。79年到84年，任职澳中理事会执行主任，85年到88年任澳洲大使馆商务公使，88年到92年任职国际羊毛局中国分局局长。

梅卓琳不论是在哪个岗位上，都几乎离不开与中国的关系，直到1992年到95年，她的职业生涯中达到了另外的一个高峰——担任澳洲驻香港总领事。

谈到作为一个职业的外交官，梅卓琳不无遗憾的笑着说，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妈妈。但她却又认为的职业生涯，对两个儿子的成长也有所帮助，那就是走出来国门，离开了澳洲，有机会去见识一个更大的世界。

作为妈妈的她表示，孩子必须学会独立，要去国外去生活和体验生活，开开眼界，这对孩子将来的成长，大有裨益。

最后，她引用了好朋友黄永玉来澳洲时所画的一幅袋鼠画上的题字总结个人的经验：“根据我的教训，子女如果要有出息，不能放在袋鼠的袋子里面。”

采访结束后，从梅卓琳教授的办公室出来时，我的耳边好像还一直回响着她的这番话：这对每一个父母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记者在西悉尼大学采访梅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