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80后”的“德国教授之路”：学术是“跑”出来的

丁飞教授生于1982年，27岁时获得德国马普所-中科院联合培养博士学位，不满34岁时就成为了德国精英工业大学联盟成员--莱布尼茨汉诺威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讲席教授（W3终身教授，也称首席教授，配备一定规模的常设教研团队）。他目前也是汉诺威大学唯一的中国籍教授，同时兼任莱布尼茨学会（德国四大学术学会之一）固态及材料研究所的分所副所长。

丁飞教授。（图片来源：欧洲时报记者陈磊 摄）

由于实验室和课题小组都还在德累斯顿，和记者见面时，他刚从德累斯顿赶到在汉诺威大学的临时办公室。因为紧接着还有一场工作讨论，他索性把打包好的午饭晾在一边，兴致勃勃地聊起了他的“德国教授之路”。

欧洲时报：请向读者介绍一下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

丁飞教授：纳米物理是我W3教授讲席的名称，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领域。对于一个材料而言，它的尺度从厘米、微米再到纳米，性质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通过化学方法，也可以通过物理方法。我的研究，就是从物理方法入手。

更进一步说，我的研究和国际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联系紧密，就是量子信息领域。比如我国刚刚发射的量子卫星“墨子号”，其上面的核心载荷叫做量子光源，它的作用是发射 “纠缠光子”并用之实现加密信息传输，这是一种安全性非常有保证的通讯方式。

中国在该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工作的中科院院士潘建伟教授。欧洲也非常重视这一领域，启动了量子旗舰计划，投入了很大的人力、财力、精力来做研究。只不过在德国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华人学者比较少。总的来说，在德国从事物理领域研究的华人学者，相比于化学和生物领域是非常少的。

以我国的“墨子号”量子卫星为例，它的目标之一就是将两个光子分别发射到中国和欧洲。无论这两个光子距离多远，都存在“纠缠性”，利用这种“纠缠性”就可以实现信息传输。我的研究方向，是基于半导体纳米材料来产生量子光源，并实现基于半导体芯片的光量子信息处理。

我们小组所从事的这些研究工作吸引了德国科技教育部、德国自然科学基金和欧盟的大力支持。去年还获得了欧洲研究理事会（ERC）基金大概177万欧元的研究基金。另外我们也希望从基础研究走向最终应用，这将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领域。

欧洲时报：对您的学术背景很感兴趣，您又是如何开始与德国的缘分？

丁飞教授：我本科就读于合肥工业大学，专业是材料学。2004年的时候，我以研究生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中科院半导体所。很幸运，当时遇到了一位影响我学术走向的导师，他叫陈涌海，我是他的博士生开门弟子。陈老师曾经担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半导体材料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也曾入选国家杰青以及百人计划。有意思的是，陈老师最近在朋友圈里也火了起来，他还和音乐人窦唯一起出专辑，有“摇滚科学家”的美誉。

感谢陈老师的大力支持，我才有机会加入中科院和德国马普研究所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于是2006年来到德国，成为斯图加特马普固体研究所研究团队的一员。

当时所在小组的组长是发现量子霍尔效应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克劳斯·冯·克利青（Klaus von Klitzing）教授，在他手下我做了大概一年多，期间也去过荷兰一个做量子计算的顶尖小组交流。2009年博士毕业，那时我27岁。在获得欧盟玛丽·居里学者项目支持后，我前往瑞士IBM研究实验室，在那里接触了芯片光集成的课题，2012年又回到德国，在德累斯顿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课题组。

作为中国学者，其实我很早就意识到在德国的职业天花板，根本没奢望过终身教授。我给自己订立的“小目标”就是从W1教授做起，做满6年再向W2教授迈进。

机缘巧合，2015年的时候，汉诺威大学学术招聘主席听过我的学术报告，对我的研究很感兴趣，邀请我去申请一下该校的纳米物理教授讲席，这是一个W3教授讲席，是大学一个部门的主管教授位置，类似于国内的“学科带头人”。抱着锻炼自己的心态，我大胆地尝试了申请。由于申请人中有几位已经成名的几位教授（包括美国的一位大牛），所以我真的做到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发挥了自己最好的状态，并非常顺利通过了第一轮预选、第二轮国际通讯评审，以及第三轮现场答辩。在最终得知拿到W3教授那个晚上，我兴奋地几乎一夜没睡。直接跳过原来的“小目标”W1和W2教授，真的是非常幸运。

因为体制原因，在德国成为教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从某种角度来看，我的运气非常好（如果没有这个空出的教授位置，那我需要再等很多年）；另一方面，我的工作在前几年实现了突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过去几年里德国半导体物理学界对我也比较熟悉了，比如现任德国物理学会主席Meschede教授也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在过去的几年中给予了不少无私的帮助。所以说，好的运气、好的工作成果和好的人脉关系都很重要吧。

另外，其实我并不会德语，我希望我的故事能够带来一些启发。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国学者觉得在德国成为教授是很难的事，索性就不去尝试，这样是不对的。如果不去尝试的话，一辈子只能执行别人的想法，而自己成为教授，才能去完成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实现自己的梦想。在美国的华人就一直做得很好。德国很多大学也期望实现国际化，更多地吸引国外人才的加盟，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通向成为德国教授的道路上，华人学者会面临许多类似的问题和机遇，我非常愿意和年轻华人学者分享自己的经验。

欧洲时报：您来后德国后的学术道路一帆风顺？

丁飞教授：总的来说非常的顺利。最初博士生培养项目计划是一年的时间，但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边的学术环境，刚来不到两个月，经过日夜加班（中国学生的优点/缺点之一），我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极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后来我选择在德国完成博士学位，这方面更加要感谢我国内导师陈涌海研究员的支持！

德国教授会给你指定一个课题，一个总的目标，但不会设定条条框框，限定你研究的方法。我其实算作那种放羊的导师，我非常不认同将学生当作高级工具的做法，而喜欢那种能发挥每个人能动性的方式，

成为教授前，我在莱布尼茨学会研究所带过好几个博士生。其中一位中国学生叫陈岩，他是北大研究生毕业，非常优秀，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拿到国家公派博士奖学金。我看到了他的潜力，跟当时的所长“谈判”，要求我们自己项目出钱邀请他过来。过来后我只给了他一个大致的研究方向，但是他非常愿意去钻研，并且后来做出了很棒的成果。前段时间还获得了国家自费留学生奖学金。我想这种经历对于他未来的独立科研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更早一些，我还有一位中国博士生，叫做张加祥。我刚带他的时候只是给他画了一个大饼，让他往量子光源方向钻研。他非常刻苦，最终也做出了非常优秀的工作。我其实带学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他们毕业之后比我厉害、懂得比我多，而我只要在他们努力工作的时候做好后勤工作就好。

在德国的学术生活上虽然还可以，但在个人生活方面，刚开始几年并不顺心。德累斯顿虽然经济比较不错，但是排外现象还是很严重，一次在郊外购物时，还遇到过很不愉快的事情。这种文化冲突带来的不适感，短时间很难消除。不过后来自己也学会看淡这种无法抗拒的社会因素，专心于学术。在德国成为教授很难，但是一旦成为终身教授，会获得相当大的空间和自由，这是中国目前还不具备的，这也是我选择留在德国的重要原因。

欧洲时报：有哪些学术成功的经验愿意分享？

丁飞教授：学术是“跑”出来的，待在实验室做实验很重要，学会与人沟通同样重要。

一方面，要多接触相关的研究组，看看人家在做什么，只有眼界打开了，才能更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然后专注其中。有人一辈子只做一个课题，但他或许不知道，别的课题会让他更成功。我个人其实就接触过很多课题，从半导体材料到光学工程再到波色-爱因斯坦凝聚，最终才慢慢专注于目前的课题。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在成功分离出石墨烯前，从事的是别的课题。正是因为打开了思路，才取得了远远超出此前课题的成就。

另一方面，在学术圈要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多和人沟通。这点是中国学者的短板，我在很多学术会议上，会看到部分中国学者沉迷于小圈子，而不愿意和该领域的大牛多交流、多沟通。

一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礼节性的交流，有时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实际效用。比方说，学术会议期间和同行一起喝杯啤酒，聊聊最近都做了些什么。说不定就可以找到共同的兴趣点，从而开展合作。甚至无意间让别人认识你，也会收获很多的建议和推荐。我唯一会push我组里学生的就是让他们多出去开会，多和同行交流。

而要想成为教授，做好学术只是基础。良好的学术人际关系、大学教课的经验、研究项目申请的经验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我遇到过不少中国博士后，他们真的非常非常优秀！我作为课题组长会很开心有这么能干的组员。但是对他们自身而言，在德国待了很多年，但从没有自己尝试过一个项目申请，这样是不可能申请到教授位子的。

我的的建议是，应该要申请自己的基金，提高知名度。通过基金你可以自己带学生，做属于自己的项目。在德国博士毕业之后，会有很多申请基金的机会（比如德国自然科学基金的临时课题组长基金、Emmy Noether基金等等），但很多人意识不到这点的重要性。

欧洲时报：成为W3教授之后，会有哪些挑战？

丁飞教授：作为W3教授，也就意味着成为大学一个学科的负责人。掌握的资源不一样，所担负的责任也相应增大了。所考虑的问题不再是一个十几个人的小组，而是大学里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要挑起 “学科带头人”的担子。另外，还是那一点，我希望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生，让他们也能够尽快独立，拿到教授位置。

欧洲时报：在您专注的领域，中德互动如何？

丁飞教授：在量子信息领域，之前提过，中国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德国认识到了这点，合作意愿也很强。

中科院和德国马普学会一起组织了合作小组，目标是定期交流，讨论未来发展。通过合作小组可以培养年轻人，同时也展示给政府层面看，寻求更大的支持。此外，欧洲的量子旗舰计划，也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也欢迎与中国团队的合作。

我当年受益于中德联合培养项目，不过马普所和中科院的这个项目规模不太，目前每年也只有20个名额。现在汉诺威大学数学和物理学院委托我，作为桥梁，正在和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山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进行对接，建立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联合培养项目。

有人会很严肃地问我，如何看待外国挖到我们最优秀的青年人才？我从来不认同这个观点，联合培养，或者宽泛说送优秀的人才到国外来，其实是一个双赢的互动。

我们在德国贡献了自己的青春、智力、劳动力，做课题做研究，德方当然欢迎；同时我们也会回到中国，或者通过项目合作将科研成果和最前沿的理念带回到中国。潘建伟教授当年就是在德国学习，后来学有所成回国发展，在国内一步一步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他组里还有一位与我同龄的陆朝阳教授，我们算是大同行。陆教授也曾在英国剑桥一个知名教授手下攻读博士，掌握了尖端技术之后回到国内建立小组，现在做得也非常优秀。

中国在量子信息领域发展得好，也正是因为国际化合作程度高。闭门造车肯定不行。

欧洲时报：您这么年轻便成为终身教授，还有什么更大的理想？

丁飞教授：成为教授之前，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教授。当拿到教席那一刻，还真有一点点“迷茫”的感觉。

首先还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努力培养更年轻的学生，鼓励他们，拥有什么梦想，就努力去追求。我觉得，成为教授后，更有资源和能力去追求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通过自己的研究，让别人觉得你的研究很重要，对于改善人们的生活有益，这就会让我很满足。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十年后你再问我还有什么更大的理想，我或许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

结束语：今年9月份，丁飞教授的学术重心将从德累斯顿正式转移到汉诺威大学。而从4月中旬开始，他会在汉诺威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一门涉猎面比较广、属于介绍性质的课，课程名字叫作《纳米物理导论》，希望能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加入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