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能当饭吃 美国打“香港牌”未获国际认同（图）

中美贸易战拉锯一年以来，中美博弈也在更广泛的领域铺陈开来。11月底，特朗普签署国会以高票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引发中国政府强烈谴责和反制。而此前不久，中美双方刚确认将按原计划推动第一阶段协议落地。

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尖锐对立，一方面是命运多舛的经贸协议，应该说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足够动力，但现实的复杂也可能会导致大国角力的方向失焦。最近几场在北京举行的论坛上，不少中外学者都表达了对中美经济“脱钩”的担忧，更有人认为，“脱钩”已经在某些方面成为事实。

2019年已经接近尾声，美国将进入2020大选年，中美关系过去发生了哪些变化，未来又将迎来什么挑战，贸易战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以及中美围绕包括香港问题在内的新争议，又引发了什么样的思考。围绕以上话题多维新闻采访了中美关系研究学者，从政治、经济以及大国关系的角度剖析中美关系。本篇访谈对象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此为第一篇。

示威者撤离香港理工大学之后，留下一片狼藉，图为香港警察清理危险物品。（Reuters）

记者：11月27日，特朗普（Donald Trump）签署了两项关于香港的法案，引起中央政府以及特区政府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更是以严厉措辞回应谴责美国。所以外界担忧，尽管在此之前中美双方都已表态中美会按既定节奏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但若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反复挑战中国底线，使得中美关系恶化，最终波及来之不易的中美谈判成果。对此你怎么看？

王勇：这涉及到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美国越来越强硬的对华政策。美国国内局势极其复杂，各种势力盘根错节，面对日益复杂的美国国内政治与强硬的对华政策，中国如何维护自身最大利益，这是思考的关键所在。

在我的理解中，过去四十年间，中美关系的基调和性质都有了巨大转变，从过去以合作为主的关系变成了以竞争甚至是战略性竞争为主的关系。并不是说过去四十年中美关系没有过矛盾，中国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美关系也遭遇了重大挫折，在某种程度上与今天的情况有些类似。整个90年代，中美政治关系紧张，同时由于前苏联解体，中美之间共同的安全利益下降甚至消失。

在中美关系变化的过程中，美国国会在对华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的人权民主问题、西藏问题以及新疆问题等都是其炒作的素材，借此向中国施压。从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的消极作用看，今天的情况与当时的情况类似，美国国会不断通过立法行动加剧中美关系的紧张。中国当时采取冷静应对的做法，十分明确地界定中国的发展和稳定利益，既要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同时也要同美国进行斗争。

90年代，中美政治关系可以说到了十分恶劣的境地，但是经贸关系得到了不断的加强。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中国开放经济不断融入世界，逐渐成为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分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中美的经贸关系逐渐紧密起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快速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成就最大的二十年。这与中国做出正确的政治与战略选择有很大关系，经贸关系不断密切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合作、冲突以及战略性竞争过去都有，现在竞争越来越占据上风，这是一个根本性变化。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主要是因为两国实力差距在缩小，中国追赶与崛起的步伐加快。中美两个大国围绕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以及规则制定权展开竞争。从大国竞争的角度来看，中美战略竞争不可避免，有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中美发生“新冷战”甚至“热战”的可能性在增加，中国要做好充分准备，不应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记者：如果说香港问题对当下中美关系的影响在某些方面与1989年的情况有所类似，应该看到，当时政治风波之后的中美关系其实十分恶劣，但是中国通过开放市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扩大了中美在经贸上的共同利益，以此来缓冲政治上的对立冲突。但如你所说，当下随着中国追赶速度加快，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很多当年的全球化派开始反思美国过往对华政策是否失败了，因此经贸关系上的共同利益随着大国角力而萎缩。那么，以往的经验或许不再适用于今日，政治问题可能会成为美国围堵中国一个重点方向，中美围绕包括香港问题在内的政治争议是否有可能成为中美竞争中的第二个5G问题？

王勇：这个问题很好，提出的视角也很独特，也凸显了香港问题的重要性。我觉得香港问题十分复杂，既有香港内部的因素，也有内地与香港关系出现的问题，更有美国强硬派或对华安全战略派利用香港问题从战略上打击中国经济，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图谋。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中以佩洛西（Nancy Pelosi）为代表的所谓民主派政客，他们希望通过炒作香港问题扩大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

美国通过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立法的方式严重干预中国内政，这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一贯作风，必然招致中国的坚决反对。美国利用香港、新疆以及西藏问题，打所谓“普世价值”牌，巩固被特朗普上台动摇的“道德”制高点，维持美国的全球影响力，这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中并不新鲜。

美国给所有与其不一样的理念与体制贴“标签”，将对方描绘为民主的“敌人”，肆意抹黑。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大幅下降，不仅仅其硬实力在下降，软实力也在大幅度下降。因此，美国这次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国际上能够获得的认同是有限的。

美国的安全鹰派和人权派联手，希望通过香港打击中国，这是因为他们深知香港对中国的重要性。中国改革开放已经经过四十年，但对香港金融服务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中国利用外资仍有近70%的资金来自香港，中国其他城市包括上海在内在提供国际金融服务方面仍无法替代香港的地位，这一点值得反思。当然，香港问题的背后因素十分复杂，思考的角度也很多。

美国利用香港问题反复打击中国，但是，中央政府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基本政策，美国试图借由香港问题攻击中国、围堵中国崛起的战略无法实现。中央政府在处理香港问题上非常理智冷静，没有掉入美国战略鹰派设计的“陷阱”中。因为一旦中央政府军事干预香港，美国极可能重复1989年之后对中国的制裁，其他西方国家也可能会跟随美国的政策，从而扭转当前中外关系的局面。香港的问题随着时间推移，香港人会逐渐认识到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才符合自身利益，我认为应该会形成新的共识。

记者：11月25日，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出炉，民主派赢得385席，被中央政府和港府寄予厚望的建制派以59席的结果惨淡收尾。这次选举发生在反修例游行示威活动持续发酵的背景之下，难免民众情绪中带有不理性成分，但这一结果仍然在大多数人看来，鼓舞了暴力的示威者，也是香港民意的一次表达。

王勇：对于这次香港区议会的选举结果，所谓建制派失利不应该估计得过于严重。应该将其看作了解香港民意的窗口，可以看成为特区政府与广大香港民众开启一个新的对话期。对香港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抱持开放态度，使得香港政治社会发展既符合“一国两制”的精神，同时也符合中国主权的原则。在“一国两制”与中国主权的大前提下，应当对具体的香港治理方式采取更开放的态度，可以更多倾听香港民众的意见。

这样做有助于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让香港继续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香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依旧很重要。应该看到，在这次选举中，极端港独派并没有什么市场。当然，香港民众有情绪体现在这次选举结果中，这一点需要研究反思，中央政府和港府应更好地了解情况，只要本着一颗爱国心，即使有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也是正常的，需要通过对话沟通加以解决。

记者：香港回归以来，其实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对于一国两制的实践或许都存在理解的偏差。这次反修例事件也折射出香港回归以来的管制问题，在刚结束的中共四中全会上，“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作为其中一个章节，提出了十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宣示和改进要求。对于香港的治理也的确到了各方需要反思的时候。

王勇：要反思，未来比较理想的方式，也是民众所追求的方式就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寻求内地和香港广大民众的利益汇合点。汇合点在哪里？具体治理的方式方面可以更开放的方式加以讨论，满足香港民众对政治参与与民主权利的合理且实际的期望，同时应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捍卫国家对香港的主权，香港的政治社会发展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香港民众都有维护主权与国家安全的责任。香港不能成为反华势力遏制中国发展的基地。

但香港问题成因复杂，即便民主程度进一步提高，香港当下的问题就能解决吗？我的看法是仍然无法很好的解决，而且在未来香港问题有可能陷入“死胡同”，出现政治极化、持续动荡的情况。当前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香港不少民众对于政治抱有过于天真浪漫的看法， 认为一旦实行民主直选，就能解决香港当下的所有问题。总的来说，香港精英与民众没有太多的政治经验，容易对政治发展出现不切实际的想法。这次香港危机有这方面因素的存在。香港最大的结构性问题是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让广大中下层民众与年轻一代看不到改善的希望。

香港前途的关键在于找到解决香港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办法。“民主”不能当饭吃，甚至还有可能加剧原有的矛盾。找不到出路，民主过程就只会引发激烈冲突，从这个角度看，未来香港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将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