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前的日本经济：军阀和财阀如何左右国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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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在亚太地区展开了疯狂的扩张。急速的扩张，造成了日本经济上的困境。昭和时代的日本曾在经济领域展开过一些辗转腾挪的小动作，甚至试图通过所谓的“减税政策”来充实国库，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但却难以改变最终的命运。

“金禁止”与“财界之癌”

在1928年日元汇兑行情动荡，日本银行系统和外贸企业叫苦连天的情况下，滨口雄幸被迫于1929上台组阁之初便确定尽快推进“金解禁”的相关事宜，图为1929年7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滨口雄幸（中）与僚属合影。（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929年10月28日，美国纽约华尔街股票交易所在一天之内下跌12.8%，开启了“大萧条”时代，就在以英、美为首的西方世界一片哀鸿遍野之际，日本首相滨口雄幸正在进行着一场名为“黄金解禁”的豪赌。

所谓“黄金解禁”，对应的是1917年日本政府颁布的限制黄金流出国外的“金禁止”。日本政府推行“金禁止”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高峰期，世界主要经济体相继出台了类似政策。连向来强调“贸易自由”的美国也概莫能外。因此甲午战争后才利用清朝赔款确立“金本位”体系的日本在当时颁布“金禁止”本无可厚非。

可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欧美诸国陆续解除了“黄金禁令”的情况下，日本却选择继续维持限制黄金流出的“非常状态”。

日本政府之所以做出这一决策，固然是由于受所谓的“大战景气”影响，日本国内各类大中型企业均存在生产过热的现象，随着战争的结束日本经济存在“断崖式”下跌的风险，日本政府需要庞大的黄金储备以向企业提供贴息贷款进行“护盘”。

但是从相对积极的角度来看，在实行“金禁止”的情况下，日元汇率可以不受黄金储备的影响，有利于一战后“日本制造”抢占亚太地区市场。

不过“金禁止”虽然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着诸多便利，但是对普通的日本国民而言却无异于一剂痛苦的毒药。由于在“金禁止”的情况下，日元与黄金事实脱钩，直接导致其在国内变相贬值，其结果自然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并逐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尽快实施“金解禁”的呼声在一战结束后便始终充斥着日本朝野。但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却又给日本带来了被称为“财界之癌”的“震灾票据”。

“关东大地震”后的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关东大地震发生后，山本权兵卫内阁提出了8.76亿日元的庞大复兴计划，鉴于日本当时的财政状况，这笔预算最终被削减为1.07亿日元。灾后重建所需要的巨大财政漏洞，不得不通过商业形式自行筹措，具体的方式是由日本中央银行向灾区企业提供一种名为“震灾票据”的金融产品。

通过相关受灾企业持“震灾票据”到银行贴现获得低息贷款，灾区银行再将买进的票据到日本银行进行再贴现的形式，日本政府虽然规避了议会审批的掣肘，但却无可避免地遭遇了市场的投机。但“震灾票据”本身没有发放的标准，企业可以将受灾损失进行申报，同样也可以将原本就由于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不良债权充数。

到1924年3月日本中央银行已经向普通银行发放了4.36亿日元的震灾票据，大大超出政府关于发放贴现贷款的额度。一批被不良债权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企业逃脱了破产的命运，救灾贷款变成了救济贷款。

但票据贴现是有回购期限的，尽管政府两次延长震灾票据结算期限，但直到1926年末，仍然残存约2亿日元的震灾票据未能结算。老百姓对企业和银行转嫁危机、金蝉脱壳，特别是政府用国库资金救助企业和银行的做法非常不满。

后续更是遗祸无穷。正是在一款堪称灾难的金融产品的拖累下，日本政府迟迟没有余力进行“金解禁”。而此时以新兴的美国华尔街金融炒家开始将矛头对准了日元。

“金解禁”没能死中求活

1930年日本大街上随处可见商店打出的“破产”“关闭”等条幅。（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930年1月11日，滨口雄幸政府正式宣布解除黄金输出禁令。尽管日本国内大大小小媒体齐声欢唱：“多年的阴云一扫而光，发展国力正在此时！”但以东京股票市场为首的日本金融市场却反应平静。

而就在力主“金解禁”的滨口雄幸和井上准之助抱着“让子弹飞一会”的心态，幻想着市场会慢慢好转之际，美国金融机构却已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大量购入日元金币，短短2个月之后相当于1.5亿日元的黄金从日本外流。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股市在“金解禁”之后不久便急速下跌，据不完全统计至1930年末日本股市总计蒸发市值48.8亿日元。

1930年11月中旬，日本陆军在冈山县境内展开大规模攻防演习。此举显然是为了应对中华民国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与各路新军阀之间愈演愈烈的“中原大战”，特别是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率部入关所引发一系列政治变局。

上午8时58分，就在预定上午9时发车的高速列车“燕”缓缓地靠上4号月台之际，一个名叫佐乡屋留雄的青年突然从送行的人员中冲出，用手枪近距离向滨口雄幸开火。尽管这位刺客很快便被首相府的随行人员所控制，但子弹还是击中了滨口雄幸的下腹部。

1930年11月14日，滨口雄幸在东京车站被日本右翼团体成员佐乡屋留雄开枪击中下腹部，在随行人员搀扶下离开现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事后滨口雄幸虽然被迅速送往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救治，经过手术之后暂时脱离了危险，但其政治生涯却由此戛然而止。1931年1月21日出院之后，滨口雄幸又勉强工作了3个月，最终还是在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和各方面反对声浪之中不得不于1931年4月13日辞去首相和民政党总裁的职务。

在经历一段政局的慌乱之后，最终还是老牌政客高桥是清出任财政大臣，才宣布结束滨口内阁时代的“金解禁”，重新切断了日本与正陷入“大萧条”之中的世界经济的联系。同时推出类似于日后“罗斯福新政”的“时局匡救事业”，通过政府投入建造大型公共设施的方式来降低失业率，保证日本国内工业投入的继续扩大再生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

在经济陷入被动局面的日本政府，最终选择鼓动军部少壮派在中国东北发动了耸人听闻的九一八事变，试图转移国内矛盾。但事与愿违的是不断扩大的战事，却令日本国内刚刚趋于好转的经济形势，再度急转直下。

1931年开始日本军费开支便占到了国民总预算的30.8%，此后更是节节攀升。究其原因，除了直接的战争开支之外，日本为了消化中国东北，还须不断加大对关东军建设的投入，以应对苏联的威胁。

1932年8月，日本陆军曾拟定了一个颇为想当然的1933年对苏作战计划。想定开战之时，苏联红军将兵力集中于以海参崴要塞为中心的沿海州地区。日本陆军计划以关东军所属3个师团和朝鲜军2个师团正面进攻，再从本土出动一个师团在海参崴东方海面展开登陆，便开始给予苏联红军远东部队以歼灭性打击。

此后只要再从国内抽调两个师团的兵力，便可以轻松的吃掉后续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赶来的苏联援军。而在歼灭沿海州的苏联军队之后，日本陆军计划以哈尔滨为中心向苏联外贝加尔湖一线发动进攻。出动8个师团的兵力翻越大兴安岭，直趋苏联领土。最终以控制整个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为目标结束战争。

但是这个计划很快便被无情的现实所推翻。苏联红军不断向远东增兵。到1935年日本陆军估算在远东地区的苏联红军，拥有16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坦克1200辆、飞机1200架、潜艇30艘，总兵力约29万人。与之相比，日本陆军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驻军仅为5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3个骑兵旅团和3个独立守备队，总计8万兵力，仅为远东苏联红军的1/3。陆军航空兵仅有战机230架，坦克更是少得可怜。

而如果计算双方后续投入的兵力，情况则更令日本方面感到沮丧。1933年日本陆军估算双方最终投入战场的兵力，将是苏联红军30个步兵师对抗日本陆军25个师团。而1935年情况变成了苏联红军40个步兵师对抗日本陆军28个师团。而预计到1937年苏联红军对日作战兵力将达到50个步兵师，超过150万人。

如果仅仅是陆军方面扩军备战的压力，日本此时或许还能勉强应付。但其与英、美之间矛盾的激化，却同时也带动了海上武装力量的军备竞赛。1934年12月29日不愿长期受英、美压制的日本宣布废除海军限额条约。《第二次伦敦海军条约》预备会谈不欢而散。

1934年9月， 山本五十六被任命为伦敦海军裁军预备会议日本方面的海军首席代表，出使英国。图为1934年10月23日，山本五十六（左）与日本驻伦敦大使松平恒雄（右）在伦敦唐宁街10号外留影。（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出乎意料的是，明明是将国家陷入不利局面的谈判代表山本五十六等人，却在东京火车站受到了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等人的热情迎接，仿佛是从战场凯旋。善于借势和作秀的山本五十六也颇为懂得包装自己，他前往皇宫复命的过程中，一边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一边冒雪步行，直到皇宫外的二重桥外。

不过这些人前的表演并不能改变日本退出华盛顿、伦敦海军条约后尴尬的现实：1934年日本的国家预算为21.6亿日元，其中陆海军军费约占43.5%，海军军费达4.83亿日元。1935年的国家预算为22.1亿日元，海军预算5.36亿日元，军费总和达10.32亿日元，占总预算的46.7%。

与之相对应的是1935年美国海军预算是3.46亿美元，合13.8亿日元，却只占总预算92亿美元的3.7%。此外，估计到1936年，日本国债也将达到98.8亿日元，几等于内阁统计局所估计的1930年日本国民收入总和。

也正因如此，山本五十六在写给其亲信部下三和义勇的信中称：“我等弱者在强者面前，奋力周旋。他们心里虽然并不满意，但在这种场合，也不得不强作笑脸，倾听我们的愚见。不可否认，我帝国之国力较之美国确有天壤之别，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暗自惊叹。

是时，吾等深感日本帝国是到了谨慎自重、发奋图强的时候了。”但是此时的日本早已陷入了空前的躁动之中，山本五十六口中的“谨慎自重”显然是做不到的了，而所谓的“发奋图强”也不过是穷兵黩武，加速扩张而已。

我们所知晓的二二六事件显然经过精心策划。

首先遇袭的是财政大臣高桥是清，面对蜂拥而来的上百名陆军士兵，驻守官邸正门的警员玉置英夫试图抵抗，但当即被打成重伤。政变部队随即冲入高桥府中，对着从梦中惊醒的高桥是清连开三枪后，又以刺刀和军刀乱捅乱扎。据说在确认高桥是清已然气绝之后，这些官兵还彬彬有礼地对其家属说：“真是打扰了。”

几乎在高桥是清遇袭的同时，政变部队也冲入了内大臣斋藤实的府邸，将其乱枪击毙。据说在几天之前，东京警视厅内部曾劝说斋藤实：“陆军内部出现了不稳定的趋势，尊驾最好不要在自己家中居住，或许由我们加强贵宅的警卫力量。”但斋藤实却满不在乎的表示：“不用特别在意，如果真的要被杀，就让他们来杀好了！”

东京警视厅对斋藤实所发出的安全警报，被后世普遍认为是其事先已经得到军事政变即将爆发的线报。但事实上日本陆军内部呈现动荡不安趋势早已是空开的秘密。其中固然有陆军内部各派系倾轧的因素，但更为深远的政治背景是自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进出口贸易的日益凋敝、国内军费连年攀升，日本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冬。

陆海军力挺的财政大臣

“二二六事件”的恶劣影响令本就风雨飘摇的冈田启介内阁迅速倒台，在继任人选方面，陆、海军方面希望由皇族出任首相，以借助皇室的权威来压制军队之中因为“二二六事件”而普遍造成的躁动情绪。

而身为元老的西园寺公望首先想到的，是与自己同为公卿的后起之秀近卫文麿。但此时日本国内经济形势依旧低迷，陆军急切想在中国大陆一展拳脚，海军则打算借着破除条约之际，全力造舰与英、美抗衡。因此无论是皇族成员还是公卿贵族都不愿贸然坐在宛如火山口一般的首相宝座，最终西园寺公望只能举荐前任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上台组阁。

裕仁虽然深知广田弘毅没有足够的政治威望以压制国内的各派势力。但刚刚脱离了华盛顿、伦敦条约体系，与英、美决裂的日本，的确需要在外交上打开新的局面，于是在钦点了广田弘毅为新一任首相的同时，裕仁还特意提出了三点期望：一、遵守宪法的相关条款；二、以国际友好为基调，在外交上不蛮干；三、在财政和内政上不搞激进式的改革。

广田弘毅虽然表示谨遵“圣谕”。但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却令裕仁的这三点期望更像是反向树立的标靶，无一例外被全部打破。

面对强势的陆、海军，广田弘毅不仅无力过多干涉军队事务，反而不得不屈从日本陆、海军的压力，任命日本劝业银行总裁马场锳一为财政大臣。

1937年6月，近卫文麿首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图为其第一次近卫内阁人员合影。前排从右至左分别为近卫文麿、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内务大臣马场锳一、司法大臣盐野季彦.（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日本陆、海军特别是陆军之所以力挺马场锳一，很大程度是缘于此人曾出任过韩国统监府的总务部经理，对日本海外殖民地的经济运作颇有心得，出任劝业银行总裁之后也一度致力于鼓动日本民众移民中国东北，因此在陆军方面看来，由马场锳一主持日本的财政工作，将呈现对己方有利的局面。

马场锳一也的确没有令陆军失望，其上任之后迅速推翻前任高桥是清减少政府公债、逐渐健全和调整日本产业结构的财政方针，大力增发政府公债、并对国内各行业全面征税，以便集中日本国内更多的经济力量，转入军工和军费开支领域。正是在这种竭泽而渔的情况之下，日本陆、海军各自开出了前所未有的军费预算方案。

陆军方面提出1937年度日本陆军常规军费约3亿日元，同时为扩充航空、防空装备，需另行投入6亿日元。此外维持关东军日常运转需投入1.5亿日元，但鉴于国际国内形势，关东军需进一步扩充，计划再行投入6亿日元。在这笔16.5亿日元庞大预算案被通过之后，日本陆军又以整顿日本本土防卫和采购战备物资的名义向广田弘毅内阁申请了4亿日元的特别军费。

陆军方面的狮子大开口，海军方面自然也不会客气。不仅在1937年的预算案中提升了海军的军费比例，更制定了一个建造66艘战舰、组建14个海军航空兵飞行队的扩军计划（即“丸三计划”）。其中造舰费用列支80645.9万日元，新建海军航空兵飞行队则需要7526.7万日元，两者相加又是近9亿日元的开销。

血腥的资本增长模式

在陆、海军的不断索求之下，1937年日本的财政预算性支出不仅较上一年度上涨了近1/3，而且其中军费开支更占到了43%。而用于保障民生的所谓“国民生活安定费”却仅有5000万日元，仅占预算总额的1.6%。如此庞大的支出只能通过增税来满足。

但讽刺的是在提高关税和消费税征收比例，以实现增税6亿日元的情况之下，马场锳一又宣布将减免地方税费3亿日元，不过关税和消费税的上涨要全体国民买单，而减税的收益却仅为日本国内的地主和企业家所享受。

正是在这种被称为“马场财政”的不合理分配机制之下，日本陆、海军成了国民经济的主宰，并最终将屠刀挥向了邻近的中国。而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陆、海军除了不断以“临时军费预算”的名义开支巨额经费，同时还以所谓“物资预算”的方式，从政府各个部门强征物资。

如此巨大的财政黑洞自然只能通过连续增税和增发公债来筹集。而这些日本百姓的血汗又被以各种经济整合法令的形式，贴补到日本军工企业、化学工业垄断巨头的腰包之中。三井、三菱、住友等老牌财阀不断通过大量的军需订单榨取利润，更通过金融手段介入日本氮气、日本制碱、日产等新兴财阀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

为了维持血腥的资本增长模式，勾结在一起的日本军队和财阀集团不仅通过不断扩大的中国抗日战争，从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以及千千万万普通日本民众身上获得继续发展壮大的养分，更试图将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

1936年12月8日，日本东京，日本劝业银行出售3万张10日元债券，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整夜排队购买，现场一度难以控制。（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无独有偶，在日本国内军阀和财阀沆瀣一气、左右国家命运之际。1937到1938年间，以英、美为首的西方世界再度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面对着金融泡沫破灭所引发的全面萧条，英、法被迫进一步以“绥靖政策”向德国让渡战略空间。

而美国则全力开动军工产业的生产机器，以通过所谓“民主兵工厂”为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提供武器为由，消化着国内的过剩产能。但是无论是“绥靖政策”还是“民主兵工厂”都不可能无限度的持续下去，一场即将波及全世界范围内的终极对决，正是在一片萧条之中徐徐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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