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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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31日傍晚，位于南京黄埔路上的总统官邸火树银花，照耀夺目，完全一片节日祥和气氛。然而，通过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在座的人们大都表情严肃，忧心忡忡。

当日，蒋介石通知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四十余人，晚上7时一起迎新便餐。“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张群）先生朗诵一遍，征求大家意见。”

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关键在于“个人进退出处，无所萦怀，而取决于国民之公意”等语，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下野之意。李宗仁当即表示“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但也有不少人无法接受：“现在是非常时期，总统无论如何不能下野！”

两种意见争论不休，蒋介石最后愤愤说道：“并不是我要离开，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1948年4月21日，刚当选副总统的李宗仁随总统蒋介石前往中山陵谒陵。身为桂系头目之一的李宗仁不顾蒋介石反对强行当选副总统，深深刺激了蒋介石，将其视为桂系欲取自己而代之的阴谋深为忌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内外交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南京的初冬，雨水断断续续，坏消息接二连三，黄百韬兵团全军覆灭，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陷入重围……1948年12月8日，蒋介石致电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情势日紧，兵力更见不足，务令第二军用最快方法先调南京，以济燃眉之急，万勿延滞，顾全大局为盼。”之前，围绕第3兵团的调动，蒋介石、白崇禧针锋相对，闹得不可开交，站在华中“剿总”立场，武汉同样是关系大局的战略要点，徐蚌战局如此糟糕，多投入一个兵团就多送一个兵团。蒋介石强调“徐州失利，势必整个瓦解，武汉得失不要你负责”。白崇禧态度强硬：“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众所周知，蒋桂矛盾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贯穿整个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不过大敌当前之际，白崇禧不惜撕破脸面，着实令人大跌眼镜。乃至时隔多年后，陈立夫回忆往事仍然余怒未消：“共产党从济南打下来，桂系的军队在河南，假定他的军队能往山东推进，就正好扑向共军之背，他们就不敢南下。但桂系白崇禧违抗命令，按兵不动，他们的目的是希望中央直属部队被打垮，剩下的就是他们的部队了。”陈立夫未免一厢情愿，桂系军队并非三头六臂，谁能保证一定可以力挽狂澜？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华中“剿总”敢于如此叫板南京，说明原有的派系政治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随着军事持续失利，国民党军减员严重，国民党内部及在野小党派、民众团体要求停止内战，重启和谈的声音此起彼伏。白崇禧断言，“蒋介石的老本快输光了，这场战争已无希望”。李宗仁更是跃跃欲试，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1月15日报告国务卿马歇尔：“李宗仁上星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委员长（蒋介石）继续留在这里，有悖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愿望。美国的态度对他有巨大的影响，他应该被告知，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他在军事上彻底失败之前，马上离职，并在国家和政府中让位给新的非共产党领导人，那将是对人民最后的服务，而这些新领导人需要美国明确的支持，这将使人们能从华南和西南取得真正的支持，以便把共产党阻止在长江以北。”

1948年12月，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保罗·G·霍夫曼、蒋介石、李宗仁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从左至右）在南京某次政府招待晚宴上，于同一张沙发上谈笑风生。但当战局对蒋介石不利时，美国便开始尝试“弃蒋扶李”，司徒雷登曾私下暗示：“如蒋总统下野，对于和平必有裨益”。（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马歇尔提醒司徒雷登，“美国不能自居于劝告蒋委员长退休的地位，或推荐任何中国人作中国政府的元首。如果提供了这类意见，就要对由此而产生的新局面担负责任，自然而然地将使美国政府不顾美国的切身利益如何，必须支持这个继承的政权”。但在私底下，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并不讳言蒋介石应该下台的话题，“他们不反对委员长本人，而是反对他的亲属和周围的人”。此时，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常会已经通过孙科为行政院长，即将组建新的内阁，司徒雷登根据国务院指示精神，通过私人秘书傅泾波转告孙科：“如蒋总统下野，对于和平必有裨益”。

蒋介石闻讯勃然大怒：“美国大使馆几乎为反华倒蒋之大本营，显受其政府之意图，尤以其霍夫孟（现通译为霍夫曼）在沪对记者谈话，无异催逼我急倒，并使我国各反动派更形嚣张。”另一方面，蒋介石感到内外交困，不得不考虑“以退为进”，特地约见吴忠信，嘱其准备接替总统府秘书长职务，“观察最近内外情形，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李宗仁）来过渡，你的任务是拉李上轿，等到任务完成，去留由你决定”。吴忠信是蒋介石的结义兄弟，一向又与桂系互动良好，在此紧要关头，似乎义不容辞。

桂系逼宫，“无论和战，必须迅速决定”

美国发出“弃蒋扶李”政策信号，手握重兵的白崇禧备受鼓舞，联络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等人，组织五省联盟，利用“民意”发起和平运动。与此同时，白崇禧的代表邓汉翔到达南京，试图通过张群、吴忠信规劝蒋介石早日下野。12月22日，蒋介石听取张、吴简要报告后，表示下野并无不可，提出三个条件：“必须先有安国保民，不受奸匪欺诈之办法。继任者，必须有切实准备，并须正式交替。对前方被围之部队，必须救援出险。”据吴忠信日记，蒋介石有意试探白崇禧，所以特别交代“需称此三项原则乃是（张、吴）两人揣测蒋之意思答之，绝不可以说明此事已经告知”。

1948年，白崇禧（左）和李宗仁（右）在南京。随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战争中被大部歼灭，还保有相当实力的桂系开始向其地位发起挑战，白崇禧暗中联络各方势力，试图逼蒋下野，让李宗仁出面收拾残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白崇禧迅速跨出第二步，24日致电蒋介石，声言“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整个国军，虽不辞任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建议三项：“先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国出面调处，或征得美国同意，约同苏联共同斡旋和平。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26日，蒋介石召集张群、吴忠信、张治中三人研商应付办法，打算按照既定程序宣布下野，正式告知李宗仁代理总统职权。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蒋、张等人会商中间，白崇禧几次致电张治中，询问事情进展，问蒋究竟如何，显得迫不及待。

三人即刻前往李宗仁官邸，据李说法，“我表示无论如何不愿承当，我推辞的原因，第一便是我确实也干不了；第二，我与蒋先生相处二十余年，深知其诡计多端，说话不算话，在此危急之时，他可能要我做替死鬼。”不过吴忠信日记则透露另一种情形，李宗仁虽然有些意外，但并无强烈抗拒之意，“我对此事十分惶恐，但当以总统之意旨为意志，如必须我看家，自当遵命。我亦可藉悉共党怀抱，倘将来仍须再战，仍请总统回来。”结合史实，李宗仁主动联系过司徒雷登，明显不是自己所说的那种被动、无辜，但武汉那封电报他确实不知情，事后打电话埋怨白崇禧：“你怎么会打这样一个电报来呢？他们三个人跑来时，我简直摸不着头脑，现在事情弄得很僵哪！”

李宗仁半推半就，蒋介石自我安慰，“辞职下野乃为平生未曾有之快乐，惟所遗憾者，平津与永宿间被围待援之各部未能假我以十日时间，竭力营救，亦为平生最痛苦之一事。”至此，蒋介石下野几成定局，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差点“坏事”。28日，桂系宿将黄绍竑携带一份事先拟好的和谈方案抵达南京，高调宣称“李先生依法继承大任”，扬言“改组内阁，网罗全国和平民主人士充实和平阵容”“主动争取香港方面以前之反政府政治团体”“撤销以前颁布之戡乱命令”“宣布上海为和平都市”等等。黄绍竑求和心切当可理解，但蒋介石下不了台，觉得桂系方案“无条件投降与毁灭国军阴谋毕露”，转而“决心留职奋斗，不能再作下野之妄想”。

关键时刻，白崇禧丝毫不放松，30日再度催促蒋介石早作立断，“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无论和战，必须迅速决定”。程潜同日亦婉言劝告，“健生（白崇禧）既有表示，难保不进而公开倡导，彼时附和者多，收拾愈难，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亟宜妥筹应付。”张轸的电文更是直接露骨，“务祈详审利害，通电和平，并即毅然引退，表示政治家作风，遇有良机，可望东山再起。”桂系另一位巨头，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晚年客居香港，他回忆往事，轻微批评白崇禧：“白氏这一举动，对现状无所补益，蒋总统对职权交替，已派员和李副总统商定，而白忽然有此表示，致误会为李迫不及待，授意白氏造成形势，逼其早去。蒋总统秉性坚强，所以白电来后，就不谈引退问题了。”

势成骑虎，张群、吴忠信、张治中为了确保蒋介石下野“软着陆”，政权交接顺利，再度协商李宗仁，最终达成部分谅解，“继承大统”四字改为“代行总统职权”，具体方案亦作较大幅度修正，比如“组织举国一致之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主动争取过去不满政府主张和平之政治团体及人士”等，至少从字面上看温和很多。

1948年12月13日，面对日益逼近江北的解放军，南京国民党守军加强了巡逻。（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

1949年元旦，蒋介石不顾部分中常委反对，公开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承认自己“领导无方，措施失当，有负国民托付之重”，声明“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城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只要国体能够确保，法统能够赓续，“宪法”能够得到尊重，“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结束元旦团拜会，蒋介石找李宗仁单独谈话，告以引退准备工作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不能草率行事，望其转告白崇禧少安毋躁。文告发表后，蒋介石又分别复电白崇禧、程潜、张轸等，重申决不恋栈权位，“望彼等能齐一步骤，巩固基础，以期可战可和。”

此一时，彼一时，中共当然不会接受南京开出的和谈条件，新华社连续刊发“评战犯求和”“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等社论，斥责“蒋介石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言权，并在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作为和平谈判基础之八项主张：“惩治战犯；废除宪法；废除中华民国法统；依民主原则改编政府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政府的一切权力。”

1948年年底，大量国民党军士兵正沿着铁路由南京向上海开拔。（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面对中共强硬措辞，蒋介石的抗拒可想而知：“只有行我预定计划，尽其职责也。”所谓预定计划，实则就是引退准备。首先，继续督促中央银行库存黄金转移台北、广州、厦门三地。其次，调整人事，安插亲信。陈诚兼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汤恩伯调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张群、余汉谋、朱绍良分任重庆、广州、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此举目地再明白不过，为将来再起预留政治空间和经济基础。事实亦如蒋之所料，李宗仁对中共的八项条件并不感到惊奇，私下表示“不妨与之谈谈”。白崇禧仗着华中尚有几十万人马，动作更大，联络李济深等民主人士，想要利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与中共体面议和，搞一个“南北朝”局面。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讨论中共八项条件，决议“派代表飞赴北方与中共谈判和平”，据蒋经国日记，“会中曾有人对父亲大加诽谤”“立法委员之要求政府派员迅向共党求和者，有五十余人之多。”1月20日，外交部发表声明，英、美、苏等国咸称“甚愿中国早日恢复和平，但在目前情况下，碍难出面调停”。21日下午，黄埔路总统官邸再次陷入一片哀伤，蒋介石召集中央常务委员叙谈，即席报告下野宣言，声称“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有其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很多中常委当场失声痛哭，高喊：“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蒋介石语调低沉：“事实已不能，我已作此决定了，今天就离开南京。”李宗仁问：“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蒋介石说：“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

1949年元旦前后，刚宣布下野的蒋介石被新闻媒体围住采访。（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终于，桂系如愿以偿，虽说蒋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隐居”溪口左右政局，但李宗仁毕竟成为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实现了问鼎中央的梦想。踌躇满志之余，南京政府极力营造和平空气，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和谈的积极举措：取消全国戒严令；将各地“剿匪”总部改名为“军政长官公署”；释放政治犯；停止特务活动。李宗仁、白崇禧心存幻想，“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了。”然而，肩负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共产党人不会答应，“要我们不过江，这是办不到的”。

4月20日，国民党主战派拒绝在北平和平协议上签字，中共中央军委立即命令发起渡江战役。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兴奋地挥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豪迈诗篇：“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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