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没有告诉你的西南联大：不仅催泪，而且发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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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满喜喜

《无问西东》最近热映，关于西南联大的话题又再次获得了热度，毋庸置疑，这是一件好事，作为一个时代的传奇，仅仅存在了八年多的西南联大，已经让我们怀念了八十年，我们纪念那些艰难岁月里的苦难，更怀念苦难中依然砥砺前行的那些人。

而西南联大中最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恐怕还是那一位位可敬可爱的教授们，他们遭逢乱世，却未曾被苦难摧折了腰，凭着一派风骨，在硝烟中谈笑风生。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重温当年的故事，来重新回忆起这些堪当“大师”之名的联大教授们吧。

首先是发生在课堂之上的妙事：

金岳霖先生为人风趣，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戴的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墨的，他给新生上课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可见，其待人是多么的坦诚、谦恭。

历史系的教授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

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

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话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来，看了看，说：“你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雷海宗默然，心中应是五味杂陈。

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

有人问汪曾祺，“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

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

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

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

沈从文先生上课更有特点，那就是毫无系统，天马行空。加上口语表达不畅，听起来很费劲。这一“特色”在北大时就已名声在外。

学生因为上课听不懂，渐渐就对课程兴趣全无。于是沈先生想到了一个办法弥补，那就是任由学生去写，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之后，他逐一认真阅读同学们的作文，并在后面附上大段的读后感。很多读后感，甚至比学生的原作还要长。歪打正着的是，沈先生的这一教学法，倒使学生们受益匪浅，汪曾祺便是这受益群中的一员。

从这些往事中，足以看出大师们对学生的爱护，舐犊情深，师生间亦师亦友，以诚相待，大师和学子，毫无隔阂，彼此尊重。

一方面是教学工作的一片祥和，另一方面，教员们当时的生活却是异常拮据，不说生活，因为没钱治病，就连有些人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在这战乱年代，联大教授的月薪只够半个月吃饭，剩下的半个月只好另想办法，且多靠夫人们操劳。

教授夫人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吃饭，在昆明这块地盘上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小食品拿到街上叫卖。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家的生活也十分艰苦。当时，梅校长家有五个子女都在求学读书。梅校长的夫人韩咏华没有工作，全家仅靠梅贻琦微薄的薪金来勉强糊口。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不让丈夫分心忧虑，韩咏华与其他教授夫人合作，做出一种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出售。

她们别出心裁，把这种米糕取名为“定胜糕”，取抗战一定胜利之意，并用红糖浆在米糕表面写上“定胜糕”的标签。夫人们分头行动，背着背篓，手提篮子直接在街上叫卖。

据韩咏华自己回忆：“卖糕时我穿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

尽管如此，还是要风雨无阻地来往奔波，而换来的钱大都给孩子们添置了必需的生活、学习用品，至于自己的生活，“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

潘光旦先生喜欢吃肉，但在当时又无钱购买。于是因地制宜，根据昆明当地耗子又肥又大且无处不在的特点，支起铁质夹子抓耗子。

每抓到耗子便“剥皮去内脏，收拾得很干净，切块红烧”，全家人分而食之。这一话题若干年后得到了冯友兰证实，冯氏说：“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也盛传一时。他的兄弟是个银行家，在重庆，听说他吃耗子肉，赶紧汇了一点钱来，叫他买猪肉吃。”

清高如闻一多，为了全家生计，也不得不挂牌治印，用给人刻章的零钱来补贴家用，而给他发传单，卖力吆喝生意的人，则是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常培、沈从文等等学界名流。

朱自清有次外出时被一个乞丐跟上了，为了甩掉乞丐，他就说：“老弟，我是教授！”话音刚落，只见乞丐转身就走了。可见联大教授的清贫在当时的昆明城有多出名。

贫穷，从精神和肉体两个层面，折磨着身处西南边陲的师生们，由于通货膨胀等原因，物价之吊诡，也着实令人哭笑不得。

1942年，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应《中央周刊》之约写过一篇《战时物价》的小品文，说：

“这两三年来，因为物价高涨的缘故，朋友一见面就互相报告物价，亲戚通信也互相报告物价。

不过这种报告也得有报告的哲学，当你对你的朋友说你在某商店买了一双新皮鞋价值四百元的时候，你应该同时声明这是昨天下午七时三十五分的售价，以免今天他也去买一双的时候硬要依照原价付钱，因而引起纠纷。”

战时物价虚高到什么程度，从陈存仁先生举的的例子中可窥一斑：“……就是最不值钱的油炸烩（油条)，每一条要卖到二千元，后来涨到五千元，再后来涨到一万元。”

这样的境况，正是在昆明的陈寅恪赠吴宓诗中所言“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念昔伤时无可说，剩将诗句记飘蓬”的生动写照。

因为日寇时常轰炸昆明，所以跑警报就变成了联大师生间歇温习的一门“功课”，防空警报一响，学校内外即乱作一锅粥，男女老少妇孺，一齐循着往防空洞的路奔跑，好不热闹。

在讲关于跑警报的故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刘文典教授的傲娇不羁，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从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

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

某日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争先恐后到处跑，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

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而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

刘面露不悦之色，于是他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他跑什么跑?”

如此性格的刘文典先生，教学生写文章，也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以，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汪曾祺先生也写过一篇《跑警报》，有记载道：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

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

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

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中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脑补一下当时的情景，还真是让人忍俊不禁呢。

即便在流亡中家当已经所剩无几，囊中羞涩，但还是有几位教授克制不了收藏的欲望，一遇到自己心爱的藏品，就管不住那掏钱的手。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期，喜欢收藏当地的民间艺术品耿马漆盒，这种漆盒在昆明的地摊上很容易买到，且不贵。

是竹胎的，涂红黑两色漆，刮出极繁复而奇异花纹的圆盒是很美的。

装点心，装花生米，装邮票均合适，放在桌上也是个摆设。不过，沈先生买来的这些小古董，并非独赏，后来这种漆盒也都被沈先生陆续送人了。

潘光旦随身三件宝：拐杖、并蒂葫芦和烟斗。

他特别喜欢收藏烟斗，相比其他人的烟斗，潘光旦的烟斗却独具特色：一是大；二是自己做；三是撰铭文：“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这三点足以把他与同时代的其他教授的烟斗比下去了。

冯友兰在联大时期授课之余，不是舞文弄墨，而是舞刀弄枪，喜欢收藏旧兵器，这一点很出乎人们的意料。

昆明有一条文明街，有个摆旧货地摊夜市。冯先生经常去那里逛，买旧兵器，他收藏的大都是明清两代的遗留品。

后来，冯友兰收藏的旧兵器全部捐献给了历史博物馆，“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足见他对收藏旧兵器付出了大量心血。

即便外面风雨飘摇，也难以让他们放弃热爱的事物，其心不改，矢志不渝。

除了教授和大师们，联大的学生们也留下了许多趣事，令人回味无穷。

联大学生里从不缺恃才傲物之人 ，比如今天已看不出丝毫狂傲的泰斗人物杨振宁，当年也曾“口出狂言”。

那时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杨振宁和黄昆，两人常在茶馆高谈阔论。

何兆武先生曾听到两人对话，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还有一个理学院的同学，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他们全是错的。

周培源先生那时候教力学，这位熊同学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周先生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学总是不依不饶，周围还有很多人听，每次路过理学院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变成南区教室的一景了。

这两个故事，恰恰说明了联大学术氛围的自由开放，和学生们不迷信权威的优良品质。

又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作了这样的逻辑推理：

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

因此，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

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汪曾祺先生在《泡茶馆》中写到了一位陆姓的学生，是一怪人，曾经徒步旅行半个中国。这人真是一个泡茶馆的冠军。

他有一个时期，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泡着。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

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夹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每天如此，周而复始。

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夹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

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讲师的《哲学概论》期终考试，汪曾祺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答好了再交上去的。

汪曾祺本人也非常享受泡茶馆的时光：

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在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

这些故事，也当得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满满的，都是青春年少的味道。

如今再回头读这些故事，除了唇齿留香，会心一笑，我心底更多的却是敬佩，他们把苦难化作了食粮，把满腔愁怨唱成了歌。

他们不仅没有被国仇家恨打垮，反而愈挫愈勇，始终保持着昂扬的精神，苦中作乐，咬碎牙齿和血吞，终于坚持到了曙光来临的时刻。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但在此之前，我们首先不能被苦难压垮，对吗？

看看昨日联大师生所受的苦，就知道我们今日的苦都不算是苦，想到这里，还能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努力坚持吧，我的朋友。

十点君说

“ 你 的 气 质 里，藏 着 你 读 过 的 书 ”

谈无问西东谈琅琊榜

谈工作  谈家庭  谈成长

谈黄晓明的四十岁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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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雄《山野幽居》

-作者-

满喜喜，社会新人，最喜欢的事，是读书和写作。本文为十点读书原创，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主播-

子林，十点读书签约主播，主持人，记者，原创作者，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关注亲子、育儿、女性成长，遇见我，遇见十年后的自己。公众号：子林的小屋（ID：jc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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