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雄安领导公布手机号 官民良性交往靠什么

【财新网】/意见领袖（记者 周东旭）背景：近日，雄安新区对外公布了三县6名领导的手机号码，包括雄县县委书记万树军；雄县县长杨跃峰；容城县县委书记商少璞；容城县县长王占永；安新县县委书记杨宝昌；安新县县长丁阳。尽管类似做法并不鲜见，且在多地盛行，但还是引起不小关注。

官方文章解释，希望通过这一做法，“能够看清楚民众对于未来的想法和期待，同时帮助政府提高效率，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文章还称，由于事务繁忙，还“请大家以发短信为主，尽量少打电话”。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只要有时间，条件允许，我都会接的。”

【意见领袖观点】

一直关注网络政治研究的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胡晓认为，雄安三县书记县长公开手机号码的初衷，可能是展现政府公务公开透明，拉近与群众距离，从而更好了解民情、倾听民意，不断完善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真正意义上做到为人民服务，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虽然各地普遍存在类似做法，但一些地方却出现号码无法拨通的情况，难免让部分人感觉到有表演或做秀的成分。

胡晓分析，这可能和公布手机号这种治理方式因成本巨大难以持久有关系。“如果将公布手机号看作运动型治理机制的一部分，它对打断行政官僚按部就班的工作方式，调动、激发行政官僚的工作热情，同时在为官僚的越轨行为敲醒警钟等方面，是有一定积极促进作用的。但是，这种声势浩大的运动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将人民群众和地方官员的热情都席卷进来，所消耗的成本也十分巨大，因此难以长久。”

所以，一旦“热线”成为“冷线”，很容易给公众造成官员冷漠的观感，削弱政府的信任资本。胡晓总结，公布手机号式治理是中国国家行政体制与行政执行相协调的产物。

胡晓分析，中国高度集权的常规治理体制，在日积月累的行政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繁文缛节、机构臃肿的问题，这使得政府部门对公众需求的回应变得迟缓。而运动式治理能短暂地高度团结各部门，促使各部门将目标、激励、约束差异搁置一边，把政策目标放在统一的最高位置，集中力量贯彻执行，这也是运动式治理的内生动力所在。

胡晓也提醒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在于治理成本的巨大耗散。

首先是人力成本的耗散。一些本应由具体部门负责解决，群众也完全可以通过12345等网上办公热线直接向相关部分反映并能得到解决的工作，都来找领导干部解决。领导干部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基层事务的吸收、甄别、下放，领导干部被降级使用为“领导干事”，这样将大大降低了行政处事的效率。

其次是组织成本的耗散。公开领导电话方法虽然能在短时间内为政府部门增加美誉度，但它增加了行政事务的沟通难度，打乱了科层组织的内部分工，窗口部门的服务功能大大削减。并且，手机举报的“表演性”起到聚光灯的作用，会造成一种“举报的都是大问题，不举报就不是问题”的错觉。其后果是公共政策议程被打乱，决策注意力被强制分配，行政流程被彻底扰乱。

最后是公众信任成本的耗散。一方面，从“热线”到“冷线”，容易给群众造成官员冷漠的观感，而领导干部作为政府的代言人，他们的冷漠将削弱政府的信任资本。另一方面，中国公众中存在一种“阎王好说话、小鬼难缠”的心态，领导干部手机号公布之后，大家都要找“大官”来解决问题，则强化了这种不信任的心理。当群众开始依赖与领导之间直接联系的“天梯”，则将会进一步拉大与基层工作人员的距离。

所以，如何收集和处理通过干部手机所获得的信息，就变得至关重要。胡晓认为可以从纯粹治理技术与官民良性交往两个层面予以努力。前者侧重抓取信息，解决具体问题；后者侧重搭建感情沟通平台，建立官民良性互动。需要将群众的反馈意见进行登记分类，再分类治理。具体可由总值班室将群众短信或电话反映的情况登记和记录，每日分类整理成文，做好反馈工作并跟进反馈情况等。当然，两个层面并非完全割裂。

不过，胡晓也担心，公开官员手机的做法表面上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掩盖了社会矛盾，实质上可能会强化“家长式”的官僚作风，对现代公共行政专业化、扁平化和灵活化的要求构成一定挑战。

在胡晓看来，要让政府的公共服务界面友好、高效，得到群众的信任，根本上得从常态治理机制的变革上思考。一个友好、高效的公共服务面板，必须由一个整个分工合理、配合良好、行动迅速的团队支撑。要获得这套机制，首先需要领导干部舍得“放权”。需要地方政府将服务主义作为行政改革的导向，大胆创新，改革常规的、金字塔式的常规治理结构，向网络式的、高度灵活性为组织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