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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华女:我即将成为二胎妈妈,也是渴望融入职场的华人!但现实...(图)

2018-11-18 来源: 澎湃新闻 原文链接 评论12条

新生命降临,喜忧参半

两个月前,我与国内的闺蜜发生了一场争论,原因是我刚刚怀了第二个孩子,而闺蜜认为这会再一次造成我职场生涯的断层,从而影响我今后工作的上升空间甚至是生活的经济来源。一下午的微信往来之后,这场争论以温和的放弃而告终——我们谁也没有说服彼此,尽管我们深知,这一段段聊天文字的背后,是她对我这个移民澳洲不久的职场妈妈现实处境的忧虑和关切。

在澳洲,“怀孕”似乎不是一件需要去严格计划的事。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条件,想要几个孩子、什么时候要,都完全取决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愿;而其他的因素,如生产前后的医疗、母亲的工作和产假、新生儿的照看抚养等,并不足为虑。

悉尼随处可见带着两三个幼童的年轻父母,推着堆满玩具的双排婴儿车,独自开车或坐公交出门,享受悠闲的亲子时光。四年前初来此地时,这样的画面便使我深受触动;如今,我自己也能成为这画面的一部分,感受“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生活,是件多么幸福的事。

第一次怀孕时,我才出国一年多,刚刚买了房子和车子,生活还没有完全进入正轨。经朋友介绍,在位于CBD的一家华人律师事务所做每周三到四天的兼职,帮律师们处理一些基础的文案工作。在面试时,朋友让我隐瞒了自己的最高学历以及国内的工作经验,以免被雇主认为是over qualified而拒绝。因为这个职位所要求的工作,英文较好的在校留学生就可以胜任,且工资并不高,一周大约可以拿到440澳元(约合人民币2200元)。

澳洲职场对于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我在国内的积累,因文化适应的问题,恐怕难有用武之地。但我依然谨慎认真地做着这份工作,试图从中最大程度地了解这里的商业文化,同时迅速适应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职场环境。在做到怀孕五个月时,我身体反应比较大,便索性辞职在家静养。这一养就是两年,直到第一个孩子断奶之后,我才重返职场,并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

然而,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我仅做了一年多,刚刚升职不久,便要戛然而止,去做第二个孩子的妈妈。且不论国内的很多朋友迟迟不敢要二胎,就连那些红极一时的女演员,在产后也会经历无戏可演的尴尬局面,更何况我这个根基未稳的新移民?如此看来,闺蜜的担忧并非多虑。

“添丁”对于任何家庭而言,都是一件大事,它意味着母亲的职业生涯不得不暂停,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出行计划等也会随之改变。是否能承受得了这些改变,取决于并同时决定着准父母们的生命轨迹。我也曾惧怕做母亲,在孕期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忐忑不安,好在这种基于未知的恐惧,在真的成为母亲之后便烟消云散了——许多事情可以学好了、考过了再去做,而为人母这件事,却是需要同孩子一起不断学习和成长的。

我在决定怀二胎决定,主要只考虑了两个因素:第一,一个孩子肯定是不够的;第二,生孩子这件事,宜早不宜迟。其他方面,如职业断层、经济状况等,虽然也曾令我担忧,却都不具有决定性。老一辈的人常说,两个孩子的年龄差距不超过三岁为好。年龄越大,越会觉得母亲曾经的唠叨其实是很有道理的,而我也想在自己变成风险重重的高龄产妇之前,给第一个孩子添个亲人和伙伴。

我这位闺蜜跟我是硕士校友,又曾在一个城市租房,在我出国后,她也是为数不多依然跟我保持亲密互动的朋友之一。身为世界名企驻地经理的她至今未婚,不论何时谈起,她的第一目标永远是在寸土寸金的广州存钱买房,像我这样烟火味十足的人妻人母,或许同她的生活内容已经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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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供图

在悉尼,有些工作永远不属于你

相较于被改革开放大潮冲向南半球的一代,我尚且是一个崭新的移民。四年前的春天来到悉尼,接下来紧锣密鼓地买房买车、考驾照、登记结婚、申请澳洲身份。新生活逐渐建立起来之后,想要工作的欲望便越来越强烈。然而,找工作容易,找一份理想的工作却很难——这个国内职场的普遍真理,放在国外更显得严酷。不论你在国内职场是什么身价,到了悉尼,你都得从头开始。

孩子一岁左右,我开始正式找工作。职位的意向与我在国内的工作类似,也是跟我专业相关的办公室工作。澳洲是一个信用社会,职场的推荐制非常普遍;如果没有内推的渠道,通过企业官网或招聘网站投简历也很方便。我向来不“海投”,而是选好一家心怡的公司,对简历进行量身定制,然后精准投递。

我看中的第一家公司就是悉尼歌剧院,职位是对外传播部门的Communication Assistant,工作描述与我在国内的工作高度吻合。以我的学历和工作经验,这个职位我完全可以胜任。待遇也不错,一周只需兼职工作三天,年薪是7.6万澳元(约合人民币38万元),其他福利也与全职工作无异。Part time的工作,在劳动力紧俏的澳洲非常普遍。我想,一周七天,三天出去赚钱,四天在家陪孩子,这份工作堪称完美。

澳洲的招聘广告不允许要求年龄、性别、文化背景和照片,否则有歧视之嫌。“歧视”是一顶很重的帽子,澳洲人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对不同个人的真实态度,这是我后来才慢慢体会到的。写好了简历,附上精心修改的Cover Letter,提交申请。很快就接到了面试电话,以及一封专业的面试确认邮件。

面试是在悉尼歌剧院的办公大楼,靠近悉尼港和歌剧院实体建筑。在面试等待区,我是唯一的亚洲面孔。面试小组由三个年轻人组成,目测都不到三十岁。在自我介绍后,他们轮流问了几个问题,整个面试轻松友好,我内心则十分紧张。不久收到了笔试作业,题目是写一篇歌剧院年度最大活动的新闻通稿。英文写作历来是非母语使用者最难的科目,我尽可能Google了类似的文章进行模仿,力求写作逻辑能靠近专业的英语新闻。

几天之后,收到了歌剧院的拒绝信,信中很礼貌地使用了肯定我面试和笔试表现的词汇,然后一个however,告诉我这个职位需要的是对澳洲社会了解深入的媒体人,因此他们雇佣了一个有二十年本土工作经验的记者。当时我以为跟这个职位只是“失之交臂”,很快我就明白,这样的工作是永远不会属于我的。

首先,语言就是终身无法治愈的硬伤。任你英语再好,跟native speaker相比都只是个“仅限日常沟通”的外国人。我这个专业,对语言能力的要求极高,即使在国内也是需要相当竞争力的,突然切换到英语国家,我所掌握的母语优势完全没有用处。我想起有个师妹在美国名校读新闻,她曾跟我聊起,即使认为自己写的稿子已经很美国了,导师一看还是觉得不地道、不专业;在做采访的时候,当地学生轻轻松松开个玩笑就能使受访者进入状态,而留学生们使劲浑身解数,也始终难以牵引别人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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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语言的背后是文化,这是不同民族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我并非在这里长大,也没有在这里读过书,当地工作经验可以说为零。毕业之后难找到工作的留学生是多数,我想也是因为在这个社会积淀太浅的缘故。此外,澳洲的种族歧视虽然很隐晦,却是实际存在的,无论能力如何,白人男子群体永远处于薪资的塔尖,亚裔则近乎垫底。很多华人终身无法进入主流社会或者说白人圈子,不论工作还是生活,依然跟本族人在一起,这恐怕是移民国家最基本的现实了。

“为什么一定要去白人公司呢?”一位友人抛给我这个问题。她年逾四十,在上海同行业已经做到公司高管,但来了悉尼依然从底层开始,甚至做过仓库的搬运工,也曾受到“很会欺负人”的白人的刁难。最终她投身了一家华人企业,并很快做到了分公司经理。

我才开始找第一份全职工作,对这个社会一无所知,确实可以先在华人公司做个过渡。即使工作语言依然是英语,商业文化也得符合澳洲传统,中文却能继续成为我的一项优势。转变思路之后,我向几家本土最大的华人媒体公司投了简历,也轻松拿到了几个offer;最终,还是经过当地朋友的推荐,我在一家成长型的甲方公司找到了跟专业对口的职位。

求职的过程是患得患失的。在这个社会,我无法判断自己的职场身价,只有先开始,才能重新自我定位。这里与国内不同,不需要加班和应酬,每天下班后我都归心似箭,到家就把手机扔一边,全情投入地陪伴孩子。偶尔,我也会怀念曾经“无子一身轻”的单身时光。可这时,我已经没必要去计较,究竟是拼命工作以求晋升重要,还是侧重家庭抚养孩子重要。

肌肤相亲的时日,是对母爱的犒赏

不知道有多少母亲是愿意亲自带孩子的。我也曾担心孩子会成为我工作的负累,因而在怀第一胎的时候,就幻想产后以最快的速度回归职场,再次香水红唇高跟鞋地去打拼赚钱。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尚未经历时的言之凿凿,往往只是不堪一击的想象。

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我元气大伤,直到孩子百天之后,身体才基本恢复。这最初的三个月里,新生儿的状况极其不稳定,需要持续的监控和密集的检查才能确保无虞;产妇的身体机能也必须慢慢恢复,同时还要克服不期而至的抑郁情绪。母亲和新生儿逐渐适应着彼此的存在,共同学习着扮演新角色,直到孩子四个月左右,这种亲子关系中的焦虑和不适才能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终于是纯粹愉悦的亲密接触。

世间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让我心甘情愿地寸步不离,不论是睡眠被剥夺还是生活被占有,依然不会感到厌烦。白天,我推着她出去沐浴春日的阳光和花朵的芬芳,也会把商场里嘈杂的人声当作她入睡的背景;夜里,我抚慰着她时时哭醒的小身体,注视着她在温暖的怀抱里安然入睡。我们无条件地彼此依恋,无人打扰且永不知足。如今想来,怀胎十月和一朝临产的辛苦都不值再提,反而是这不被时间所束缚的漫漫辰光,成为了我这个母亲的人生中,最温馨平和的记忆。

能够在家陪着孩子,其实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孩子长得太快,在怀里的时间不过几年而已,错过了便永不复返;而工作,可以从二十岁做到七十岁,却不能让人永远热爱且不离不弃。只要不是为了经济压力,跟孩子在一起读书、唱歌、做游戏,难道不是更快乐的事吗?另一方面,母亲的陪伴,对于儿童的身心成长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只是有些母亲并不自知,更多母亲则不得不早早地返回工作岗位,把幼小的孩子交给年迈的双亲或陌生的保姆。

澳洲的年轻妈妈大都是不工作的。在孩子一两岁之前,比起出去赚钱,在家带娃反而成了家庭最大的“必需”。就普通家庭而言,至少需要一个长期劳动力来取得收入,这个人只能是爸爸,这不只是因为女性群体的经济能力不及男性,还因为男性在抚养幼子方面,通常只能做一个配角。

仅仅是孩子的口粮这一点,再负责的爸爸也无法提供乳汁,只有妈妈才能不分昼夜,三四个小时一次地给孩子哺乳。除非母亲有疾在身,否则澳洲的母亲都会竭力去做母乳喂养,在护士的耐心帮助下也往往能够成功。尽管这里的婴儿奶粉闻名于世,母乳喂养也是普遍选择。除哺乳外,母亲的声音、味道和触感,也是帮助新生儿从舒适的子宫顺利过渡到陌生的外界的重要因素,无可替代。

令人无奈的是,母亲想要陪伴孩子的本能欲望,被现代生活的各种压力冲淡了。澳洲的全职妈妈,更多是自愿陪着孩子,甚至是想尽办法参与孩子的幼年生活。以前住在我楼上的一位全职妈妈是上海人,她一连生了两个儿子,我经常看见她大着肚子,开着小卡车帮老公送快递。几年打拼之后,她终于卖掉了小卡车,买了别墅,把两个孩子都送去早托,接着很快就找到了一份会计师的新工作。

我的另一位好友,大学毕业就跟着老公来到悉尼,当时新移民的生活压力很大,她开过时装店、咖啡馆,做过中文主持人,但在有了一儿一女之后,为了陪伴孩子长大,她卖了生意,考取了幼教的资格,并做了六年的早托机构老师。“在自己的Childcare Centre,我可以在工作的同时照看孩子,这让我觉得很安心。”如今,她是一家中文学校的校长,还在自己的别墅后院开了一家花店。

我身边的华人妈妈朋友,无一不经历过全职带娃的生活,少则一年,多则五六年。幸运的,有老人在旁帮忙,没条件的就只能亲力亲为。嘴上不免抱怨辛苦,心里却是甘之如饴。我们每每带着孩子出去,大家交流的都是育儿经,甚少提到工作的事。国内的闺蜜曾说我没有社交,实际上,有孩子的女性,跟没孩子的,仿佛再也玩不到一起了。跟年轻妈妈一起带着孩子出去,喝咖啡、玩游戏、听故事、看展览,就是我们的全部社交。

在全职带娃的这一年多光景里,不仅自己的心里时时会有重返职场的波澜,远在国内的亲人也会私下议论,名牌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到了澳洲,竟然做起了家庭主妇。经历过的都知道,上班比带孩子可轻松太多了。

人生的每个阶段有不同的任务,既然选择了为人母,就不得不为孩子而作出让步,因为从她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重的部分。电影《教父》中有一句台词:“The only wealth in this world is children. More than all the money, power on the earth.”(孩子才是你在这世间的唯一财富,远胜于金钱和权力。) 现在,我对这句话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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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供图

重返职场的阻力,削减于一纸政令

澳洲的公立学校是全免费的,但孩子在小学以前需要上的早托机构则是私人的。从孩子六周大起,就可以送到Child Care去,学费以天计算,排名好一些的早托每天需要支付160澳元左右(约合人民币800元)。这项开支,让绝大多数澳洲家庭感到吃力。

年收入低于18万澳元(约合人民币90万元)的家庭,每天可以获得75澳元左右的育儿补贴,相当于早托费用的一半,剩余的一半则由自己承担。多数妈妈选择自己带孩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早托费用太昂贵,即使出去做全职工作,一年的薪水也只能勉强支付孩子的早托费。

女性在考虑二胎时望而却步的主因,可能是重返职场的阻力。国内的同龄朋友,除了而立之年依然未婚的几位,其他的都做了一个孩子的妈妈。她们甚至根本不考虑生二胎,在严峻的生活压力之下,即便只有一个孩子也会让年轻家庭感到吃力,更没有条件再生一个。

几年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同事是公司五年的老员工,但她去休了五个月产假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上班;另一个销售部门的大区经理,在怀孕不久便经历了公司人事调整,从第一线退到做办公室后勤工作了。孕妈妈是一个本应受到关爱和保护的群体,但不知何时起,职场的孕妇却成了“异类”,时时怀揣着对职位前途的隐忧,同时也成为令工作单位忌惮的一类员工。

听国内的朋友说,现在的法定带薪产假是六个月,那么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企业需要在并没有劳动力的情况下支付工资,还可能雇佣他人来顶缺,无疑是一项“赔本生意”;而女职员自己也心照不宣地控制着自己的腹部,只要还想继续上升,便不敢轻易地去孕育生命。国内对于职场平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规避这种“人力风险”,用人单位在招人的时候,虽然不会赤裸裸地标明性别,但在筛选时却可以剔除达到育龄的女性,结果是更加加剧了女性找工作的困难。

既然找份工作这么难,谁又敢轻易地放弃呢?

相比之下,澳洲职场妈妈跟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因为政府的介入而显得更加平等。澳洲政府提供两种产假津贴,一种是带薪产假(Parental Leave Pay),适用于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另一种是父亲或伴侣补助(Dad and Partner Pay),提供给父亲或配偶(包括养父母及同性夫妇)。劳动法规定,职场妈妈可以申请长达一年的带薪产假,特殊情况可以申请到两年。在这段时间内,企业必须为员工保留职位。

且孕妇最晚在预产期前一个月,企业就必须允许她去休产假。产假期间,政府会向符合条件的妈妈提供连续十八周的育儿补贴,每周有695澳元(约合人民币3475元);而新爸爸也可以申请两周的育儿补贴,如此,每个家庭共可以领取二十周的育儿补贴共计1.39万澳元(约合人民币7万元)。

这项津贴的目的,就是鼓励有工作的妈妈在产后多花时间陪着自己的宝宝。最重要的是,这笔钱是由政府支付的,雇主不用承担。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休产假虽然缺少了人力,但也不用付出成本,并没有损失;对于职场女性来说,休假是受法律保护、政府资助,并不需要企业发工资,因此,互不相欠。生育权是最基本的人权,这既是社会共识,更有完备的法律保障。以往我们认为孩子是父母的,别人既管不着也不用管;在澳洲,孩子是国家的,不属于任何一个监护人,给他安全良好的成长环境,是全社会的职责。

澳洲的职场妈妈也并非毫无压力。根据澳洲人权委员会(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的数据,从怀孕到产假以及重返工作岗位后,许多职场女性都会遭到歧视。轻则影响晋升,重则遭到变相裁员。但也有许多雇主甚至在公司设置了母婴室,鼓励女性员工继续供职。澳洲政府每年都会向雇佣女性比例多的企业颁发职场贡献奖。除了“赏”,“罚”也是一项有力手段。

感觉到遭受歧视的员工,可以将雇主投诉到澳大利亚人权与机会平等委员会(Human Rights &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这是一个保护劳工权益的部门,有自己仲裁法庭,如果投诉人对仲裁结果不满,还可以提交高级法院继续申诉。绝大多数情况下,员工告雇主都会胜诉,因为员工与雇主相比是“相对弱者”,而西方国家法律法规的伦理原则就是倾向于保护弱者。换句话说,即使职场妈妈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犯,也不会投诉无门。

当我告诉澳洲同事,我即将有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喜出望外地睁大了眼睛,连连说恭喜,问我预产期和孩子的性别,在办公室里也对我更加照应。新生命是一个多好的东西,即便是别人的孩子,也会让人觉得欣喜,何况是自己的呢?

昨天,医生打电话告诉我最新的孕检结果,我即将有一个儿子。听到It’s a boy时,我喜极而泣。子女双全,何尝不是上天的眷顾。或许,这个孩子确实会夺走我叱咤风云的职场梦,却会在人间最伟大的亲情里成就另一个我。更重要的是,此时,作为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我已经无所畏惧。

关键词: 华人求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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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12)
我是游客
我是游客 2018-11-18 回复
裹脚布,又臭有长,说了半天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
NedmArs
NedmArs 2018-11-18
不尊重别人的人也不值得尊重。
洛维奇
洛维奇 2018-11-18 回复
主要是没有一个全职工作,自己的父母可怜了。 不能办父母团聚移民,父母来了没钱让他们享受生活。 女性要有一个全职工作挣了一定的工作经验才尝试要孩子,冻卵和试管都可以帮助大龄女性朋友,这也是所有硅谷大公司的福利。 也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陌行
陌行 2018-11-19 回复
干嘛非要融入呢 干嘛非要去给白人打工呢 自己不能想办法创业赚钱吗 书白读了吧
OZ门卡复制
OZ门卡复制 2018-11-18 回复
每天75的托儿补助7500封顶,国内也没有六个月产假一说。华女体面的工作也并不难找。越来越觉得北京折叠在各大世界级城市都适用,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城市,却在不同的平行世界
Jeny8
Jeny8 2018-11-18 回复
文章很长,是不是说华人的职场天花板,以及异乡人在奥的不宜吧!不做评论,只有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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